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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中正
此时的日军势如破竹，接连打赢了平津战役，忻口战役和枣宜战役，企图鲸吞我华夏。摇摆派见状，如汪精卫一流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口号，蛊惑民心，意图拉拢支持反共的人民。而国民党又在故意制造矛盾，在与日本谈判期间摇摆不定，民心涣散，士气低沉，国家实实在在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国民政府迁都到重庆，与华夏共chan党河海外华侨共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5月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论持久战》
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分析战争的形势和特点，科学预见战争的前景和进程，明确指出胜利的道路和方法，分析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对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鼓舞全国人民的必胜信心，产生了重大影响。太祖在延安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进行演讲，是关于华夏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
主要阐述了，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只要采取此策略则必胜.在此情况下要杜绝投降论和速胜论，因为在敌强于我时这两种论调就不现实，必然导致客观失败。
华共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武器装备及技术条件落后于日寇下灵活运用红军时期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成立敌后根据地，破坏敌交通线、电话线、碉堡、补给车队。有效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国民革命军。
1940年的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进攻和反“扫荡”的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1940年8月20日至1940年9月10日为第一阶段，中心任务是摧毁正太路交通。
1940年9月22日至1940年10月上旬为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继续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并摧毁日军深入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据点。三人目睹了第二阶段和平型关战斗。
1940年10月上旬到1941年1月24日为第三阶段，主要任务是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总部1940年12月10日的统计，百团大战仅前三个半月期间，进行大小战斗达1824次，重击了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虽然迁都到了重庆，但是日军的轰炸也随之来临，整个抗战中重庆遭受了最惨烈最严重的轰炸。一直到1943年8月23日。
倭人对战时民国首都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据不完全统计，在5年间日本对重庆进行轰炸218次，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投弹11500枚以上。
重庆大轰炸的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这是继德国在1937年4月西班牙内战中对格尔尼卡平民实施轰炸之后，历史上最先实行的战略轰炸。
三人在一次轰炸过后进入重庆的总统府，外界硝烟弥漫，烟柱戳入蓝天当中。此时轰炸已经结束，蒋光头和一位七旬老人在观望着窗外几百米外的巨大烟柱，下方则是火红的烈焰，无情的吞噬蛋白质肉身。三人不知他们此刻的心情该如何。
这时，老人离开椅子站了起来。走到位于窗前的光头那里。
“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抗日的？”老人问。
“民国二十六年。”光头回答。
老人转头看了他一下。
“但要从九一八算起，我们已经整整打了十年。”光头继续说道。
老人轻轻摇头，“是光绪二十一年。”
“那一年，清廷将tai湾割让给了倭人。”
老人走了两步，“那一年，老夫在tai湾参加了抗日军，中国人林森抗日于斯时始！”
“到今天，这场战争我已经打了整整四十五年！”
他叫林森，国min党元老，是典型的传统文人，戴眼镜，留长胡须，温文尔雅。他喜爱收藏古董，据说，最珍视的是他表妹的遗骸——一具白骨骷髅。他虽是国家平民元首，却一身布衣，穿黑色或蓝色大衣长袍，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他：“习惯于独来独往，除了司机外，平时不喜随身随从。”每次补鞋都向鞋匠道谢。对日宣战就是他宣布的。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也规定了战略方针，其中心思想是立足外线，保持部队高度的机动性，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时间，最后转变敌攻我守的战争态势。按此计划，蒋光头自任总指挥，调集第五、第九战区全部兵力和海空军各一部，沿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组织防御，准备持久作战。主要目的一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内、外战线结合，消耗、挫败敌人；二是及早内迁工厂、内运物资、整备军队、加紧生产，作长期抗战准备；三是争取国际上同情和支援，期待国际战场的开辟以彻底战胜日军。
国共两党为了抵御民族大敌，进一步加强合作。7月6日，在武汉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虽然最后武汉还是沦陷了。
江汉平原七千多平方公里又没守住，只有吾等为其死。这是张自忠说的话。
1938年秋，南京沦陷，武汉相继失守，华夏军队节节败退，所有的人员与物资滞留在宜昌城，前有长江横亘，后有日军追击，宜昌城不异于敦刻尔克的绝望与情急。所有的人员和物资都急需船只运输，而马上要进入枯水期的宜昌只剩40天可供航行，怎么办？
等待撤离的人急的没有办法，宜昌码头拥塞不堪。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声宣告：“我有把握在40天的时间内，把拥塞在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
他叫卢作孚，身着中山装，身材精瘦眼神却坚定有力，人称“船王”。
秉承着“实业救国”决心的他创办了民生公司投入三峡航运。面对此时混乱的宜昌城，他义无反顾地担起运输撤离的任务。一番豪言壮语点燃了在轮船上焦急等待出路的所有宜昌人！
刻不容缓，10月23日，卢作孚通宵达旦制定出紧急运输方案。10月24日，第一艘满载着物资和人员的轮船启航，开出宜昌港。接下来的三四十天，民生船只日夜穿行于川江航线上，一刻不停地抢运人员和物资。
航行当然不是一帆风顺的，民生船只艰难穿行在滩多水急的长江上，最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遭受日军轰炸机的袭击而沉没江面。敦刻尔克道森船长在敌军飞机瞄准攻击的最后一刻改变航道的惊险，在宜昌大撤退中每天也都在上演。
卢作孚和他的民生船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航行条件下赢得了这次大抢运，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运输任务！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
代价却是：民生公司一共损失了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仅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就高达400万元。
“……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华夏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这是卢作孚在后来的回忆录上对宜昌大撤退场面生动淋漓的描绘，这也构成了此次大撤退的大高潮！抢运了无数生命和抗战物资的民生的船只被誉为“抗战中的诺亚方舟”毫不为过！而卢作孚一代“船王”的称号也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
除了这些职业救国的民族企业家，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侨及外国友人。甚至原来上海的青帮也加入了这一共同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