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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生在疯狂的年代
上一个千年快结束的时候，我出生在鲁西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里。
那时候，中国政坛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也就是在1966年的夏天，营养不良的我，挣扎着爬出了母亲的身体。在无尽的蝉鸣聒噪中，睁开一双惶恐的小眼睛，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我只记得自己的生日，是阴历的四月二十五日，但不知道阳历的日期是哪天？直到若干年后，我查过万年历才知道，当时的出生日期是1966年的6月13日，星期一，那天是丙午（马）年甲午月癸卯日。
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中国最疯狂的年代，一片大红淹没了中国的城乡，中国最动乱的时代到来了，到处是疯狂的人群和疯狂的举动。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就习惯”，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破四旧”。一时间，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为“反修路”、“东风商店”、“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揪斗学者、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资产阶级反动学习权威”……暴力行为成风。行动的狂热，使许多原本置身事外的学生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庆幸的是，我出生那一年中国发生的很多疯狂举动，与我倒是没什么影响。那时，我还咬着妈妈干瘪的奶头，在使劲地嚼着稀少的奶水。
中国的狂热过后，只在我那幼小的脑瓜里留下了一些细小的碎片。不过，倒是我的家人受到了不少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有几岁。只记得在朦胧的油灯下，妈妈跟我说起的一些记忆痕迹。
印象里只模糊记得：爸爸是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在到鲁西小城莘县任教时认识了妈妈，两人就这样走在了一起。我出生的时候，据说爸爸不在身边，他因为性格执拗，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还要经常被别人批斗，右手腕还被扭伤过。
那时候，很多敢说真话、性格比较直爽的人都吃过亏，都被批斗过，很多人死于非命。我爸爸是比较幸运的，虽然被打过、被批斗过，但毕竟熬过来了，留下了一条命，也从而给我留下了更多的童年记忆。
记得妈妈跟我说，在爸爸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小脚的姥姥还是非常疼爱这个女婿的，经常踮着小脚给他送饭，还偶尔偷偷给他带包烟。但每次去，都遭到红卫兵的呵斥，还经常被推推搡搡。每次给爸爸送饭回来，姥姥在路上都是不停地抹眼泪。
每次说到这些的时候，妈妈的眼睛都有些红。
最早的记忆，也就这些了。
那时候，还有个妈妈在无意地念叨中灌输给我的印象，就是疯狂和饥饿。
记得妈妈说过1958年大炼钢时的情景：那时候，农村的生产队收缴了社员家里的所有铁器，就连门锁、门鼻什么的都不放过；平原村庄里的树木，基本上都被砍伐掉，用来大炼钢铁……至今，在平原的村庄里，很难再找到50年以上的大树。1958年一年时间里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让中国倒退了无数年。
随后的1959至1961年，发生了中国的3年大饥荒，起因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大炼钢铁中，大量农村劳力被抽调，造成了农村壮劳力短缺，农业丰产而不丰收；加上公共食堂造成的浪费，到1959年初，农村已经出现口粮短缺以至于饿死人的情况。至1961年，农村饿死人口已达数千万。
当时，在一派喧哗和虚伪的后面，是生产队的地瓜和农作物大面积丰收，但已经疯狂的中国农民们却不去收获这些果实，而是沉浸在虚无地“放卫星”上。直到饥饿来临，直到再去田地里扒开已经腐烂、发芽的地瓜，直到能吃的都吃完，直到物质极度匮乏、连钱都已经“毛”得什么都买不到……
有一次，有个人颤巍巍地拿着一堆钱到集市上去买东西，但能吃的面食之类的食物早就没有了，只买到了几棵葱。那时候，能买到几棵葱，已经算是能吃的好东西了。
那个人颤巍巍地将葱揣在怀里，想将这几棵葱带回去给家人吃。但才一转身，他就一头栽倒了，再也爬不起来，饥饿催毁了他羸弱的躯体。但是，就在他倒下、但还没倒毙的瞬间，同样更饥饿的一群人，立即扑上去，将他怀里的几棵葱抢走、扯碎，分而食之。
当时，才屁大点的我，还不知道饥饿带给人的疯狂；但妈妈讲的那个故事，却令我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记忆犹新。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当农民在食不果腹时，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直到若干年后，我在邻县目睹到《临清县志》时才知道：历朝历代，中原这一带常有荒灾之年，不乏十室九空之时，斤粟斤金，进而易子而食……这些关于饥饿的记载，常让我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