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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中国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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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中国脊梁

    10岁那边,中国的历史上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

    那一连串的大事,像一连串的霹雳,将平原腹地的农民们打得晕头转向。

    1月8日,周总理在京病逝,终年78岁;4月5日,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7月6日,朱德逝世;7月28日,中国唐山大地震,24多万人死亡,16多万人受伤;9月9日,主席逝世……

    那一年,猴固西街整个大队召集了很多次全体社员大会,村里的大喇叭里天天放着哀乐:哀悼周总理逝世、哀悼朱德逝世、哀悼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哀悼主席逝世……从年初的一地荒野,到秋天满目的庄稼待收,哀伤的雾霾一直缠绕着每个人,大家的心情就一直没有好过。

    “周总理去世了,朱德去世了,主席也去世了。新中国第一代硕果仅存的三位开国元勋,相继在同一年陨落,这是怎么了?”就连一向不再过问“政事”的爸爸,每次回来也都是脸色阴沉着。

    这时候,连最受爸爸溺爱的我都要时时加着小心,不想惹到心情极差的爸爸。

    一向惧怕爸爸的小妹,更是战战兢兢,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倒是爸爸叹息一阵后,经常将畏畏缩缩的小妹揽在怀里,摸着她蓬乱的头发,目光中满是迷茫和怅然。

    在中国农民的心里,主席、周总理、朱德一直是一代伟人,是中国人的主心骨。这三位巨人的相继去世,使所有的人都陷入了极大的悲痛和恐慌中。

    农民是中国最厚实的脊背、最踏实的脊梁。

    中国的农民像是老牛,他们的“槽头肉厚”,谁来割一刀都能受得住;也能承受住来自所有自然的、人为的风雨雷电和刀砍斧斫。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自然灾害、连接不断地运动清洗和这10年的贫困生活,都没有打垮中国农民的信心。

    即便如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活动,尽管民间都流传着“农村两大害:人民公社,学大寨”的俗语,但是,中国的农民还是坚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他们坚信,只要有主席在,这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

    但是,那一年接连不断地打击,却让中国农民的脊梁塌陷下去,让中国农民彷徨无助,仅有的一点信心也在涣散……

    生产大队在大队部的院子里召开了几次哀悼会,社员们的情绪也从震惊、抽泣到一片的哭声。没有亲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是无法体会到那种氛围和那时候中国农民的心情的。

    那时候,街边的土墙上,还到处都粉刷着“抓革命、促生产”和各式各样的口号。看着眼前这些猝然的变化,每个社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社员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坐在自家的小喇叭下面,时刻关注着广播里的内容。此时,他们急需获得外界的消息。

    不可否认,中国的农民文化程度确实不高,但他们的智商却不低,他们的觉悟也不差。他们知道,中国发展的方向,将会决定着生活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的去向。大家也知道,这些重大的事情后面,必定有更惊人的消息。

    这时候,每个消息都可能决定着大家的命运。与此相比,这时候,到生产队劳动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那一年,似乎生产队的破钟就没怎么正常敲过几次。

    等秋收的镰刀终于划过沉甸甸的谷子,当玉米穗在粗糙的大手中被清脆地掰离秸秆,当秋天的原野上棉花盛开如雪,沉闷的中国大地上惊雷乍起。

    中国历史的大逆转,终于到来。

    10月6日,危害中国十年的动乱的结束;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又是一连串的好消息,又一次让中国的农民晕头转向。

    大悲之后的大喜,让中国的农民们缓不过劲来。

    爸爸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小妹终于不用再看见他就胆战心惊。爸爸高兴的时候,这个8岁的小丫头,扎着两根羊角辫,还居然知道给爸爸倒杯酒,哄爸爸开心。

    爸爸喝着酒,流着泪、叹息着、傻笑着,泪水不时滴落到杯里。

    “打掉牙,和血吞”,是曾国藩的名言;“流着泪,和酒吞”,是那时爸爸的真实写照。

    再倒上一杯酒,爸爸将酒慢慢倒在地上,默默祭奠那些他的同事——那些在十年浩劫中冤死的“臭老九”们。

    或许,到此为止,十年动乱里那些所有遭受迫害的高干、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农民们的冤魂,也包括我那为此早逝的大堂哥,都可以安息了。看着院子里那棵已经手腕粗的枣树,我仿佛看见那个佝偻着身子、在树下一直不停培着土的瘦弱青年,慢慢抬起头,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模糊的笑容……

    逝者已逝,活着的人还要生存、还要生活。或许,此后,中国人不会再遭受这样的浩劫。

    当经历了大喜大悲,当一切尘埃落定,我忽然发觉自己长大了。

    从出生的那年起,就一直处于中国扭曲的运动漩涡中,一刻都没有消停过。当那个席卷了所有中国人10年的漩涡终于过去后,连我这个小不点都感觉长大了。那一年,中国人学会了反思,学会了理性思考,中国人变得成熟起来。

    我放下了喜欢挥舞的木刀片,不再玩“挑兵选将”的游戏、不再立墙根、不再和孩子们满街疯跑……我背着妈妈做的新书包,走进了三年级的课堂。

    那一年,忽然感觉书包开始沉重了;那一年,好像已经告别了童年;那一年,所有的孩子和中国农民们都体会到了什么叫休戚与共,他们的命运到什么时候都是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多年之后的一部电影《那年我11》,让我再次回到了1976年的那个初冬,再次回味了38年前发生的那一切;回味了在北方腹地,那些中国农民裸露的脊梁上所承受的所有悲痛和欢欣。

    再回首,当年的一切已经变得遥远和模糊,没有任何相片、视频能记录下那个年代和那些北方孩子的苦与乐。能留下的,仅是被翻滚的喧嚣红尘所厚厚覆盖着的记忆深处的一点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