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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李德并不是作为军事顾问被派往中国的。被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这个人后来在西班牙的时候化名克勒贝尔将军，表现倒也不错，但是在当时，他并没有太多的军事经验。当然，相比虽然读过军校，但除了读过伏龙芝之外，就没有其他任何服役经验的李德在资历上还是要稍微强一点的。
但是，无论是李德，或者是曼弗雷德·施特恩，甚至是几年之后的克勒贝尔将军，和红军最有经验，最能打的元帅之一的加伦将军相比，那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对比一下，当KMT需要苏联军事顾问的时候，苏联人先是给他派去了加伦将军，后来抗战的时候又给他派去了崔可夫（此人在被派往中国之前，就已经是集团军司令员了，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他指挥的第62集团军（近卫第八集团军）守住了斯大林格勒，为苏联立下了汗马功劳）。由此可见，在苏联人的眼中，KMT才是真正的亲儿子。
只是因为很多原因，曼弗雷德·施特恩的行程出了点问题，所以迟到了，因此原本是负责作为信使将活动经费送给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佐尔格他们的李德，因为有过在伏龙芝学习的经历，就被强行拉过来当起了“军事顾问”。
对于这个任命，李德也一度表示“我也不是谦虚，你说我一个送钱的，连个班长都没当过……”
但是共产国际表示：“组织上已经决定了……”
于是李德就成了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军事顾问之一——毕竟曼弗雷德·施特恩虽然迟到了，但是总还是会来的。
一开始，李德心里还是有点数的。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实际的军事经验，只是在军校里面学了几年而已，连一个班都没有指挥过，立刻要指挥千军万马，打敌强我弱的战争。零级小号，一身白板，一上来直接就挑战地狱难度关底BOSS，那不是万里送人头吗？
所以一开始博古让李德来中央苏区的时候，李德是不太愿意的，但是他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呀，于是在四月底的时候，李德还是不情不愿地去了中央苏区。
在人民党中央从上海撤退之后，李谦暂时和人民党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不过李谦却突然和苏联有了联系，为了密码的事情，苏联人拿着李强的信件找上门来了。
人民党从李谦这里弄到了不少好东西，比如冲锋枪，比如铁拳。冲锋枪倒也罢了，这东西毛子自己也会做，倒是铁拳这种简单粗暴的玩意儿，共产国际的同志也很喜欢。尤其是在红队使用这东西多次完成高难度工作之后，亲自试了几发的佐尔格便向共产国际方面提议，苏联也应该仿制这种简单但是有效的武器，并用它来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
苏联方面在得到这款武器之后，并没有进行直接仿制——他们觉得这东西太粗制滥造了，所以他们开发了改进的性能更好的型号（当然也贵了不少）。但是他们也承认，聚能装药战斗部实在在是一个天才设计。结果就是，苏联人除了弄出了RPG系列之外，还弄了其他一大堆的使用聚能装药战斗部的玩意儿。
这东西虽然让苏联人很上眼，但是仿制它并不需要找李谦，但是另一个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东西就是密码机。
据说是李强到了苏联之后，在苏联继续学习深造，然后在和苏联专家讨论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些联合研究所在密码学上的成果。然后呢，苏联人顿时就有了兴趣，接着就开始全面挤压李强，想要尽可能的把他学到的东西都学过去。
只是李强同志对于密码学，以及这后面的数学的东西知道的也不算多，很多时候，具体的问题他也回答不了，毕竟他的方向是无线电而不是数学。然后苏联人就纷纷表示：“李先生，你看能不能帮忙邀请李谦先生来我们这里再讲个学什么的。或者我们往他们那里派几个留学生？”
如果仅仅只是数学界有这个想法那倒也罢了，问题是，就连内务部也有了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们刚刚从共产国际的同志那里，得到了一个密码机。
联合研究所的密码机实际上是德国的恩尼格玛密码机的类似作品，在设计上虽然可能有不少的不同，但是在原理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利用几个可以更换位置、转动方向、转动速度规则的转子，再加上可以更换连接方式的线路构成的密码机。因为这里面的转子呀什么的对精密加工有一定要求，所以，这东西是通过向外国的钟表商定制部件，然后回国组装起来的。
这个密码机，再配合多变的秘钥，想要暴力破解它，在没有电子计算机的时代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民党自然也从李谦这里得到了这个东西，然后，佐尔格自然也见到这个东西了，然后，作为王牌间谍的佐尔格自然立刻发现了这东西的意义，然后这东西就作为样品出现在了苏联内务部那里。
苏联内务部在对这台机器进行了研究之后，对它的设计赞不绝口，同时也立刻想起了他们在对德国的电台的监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难题。
从1926年开始，苏联内务部的监听部门就经常能监听到很多的来自德国的毫无规律，不知所云的信息——从那个时候起，德国人就已经开始使用恩尼格玛密码机了。此后的这些年，内务部针对这种新的密码进行了不少研究，但是却没有什么结果。
如今拿到这个来自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之后，苏联内务部的人却惊讶的发现，利用这台机器编织出来的密码，好像也具有德国人的密码类似的特征，同样毫无规律，几乎不可解读。更要命的是，即使拿到了密码机的样本，只要更换秘钥，这台密码机编织出来的密码依旧是非常难以甚至是几乎不可能被破译的。至少列宁格勒的那些数学家们暂时还没找到办法。不过他们还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这些年来，联合研究所在他们自己的中文期刊《求索》上面，发表了很多的关于密码学的论文——真是该死，和其他论文不一样，这些论文并不附带法语或者德语版本，而一般的汉语翻译根本无法有效翻译这种专业论文，弄得我们都恨不得要自己学中文了——如果说，在如今的世界上，有谁能最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李谦先生了。如果可能，向他请教，或者往联合研究所派出留学生，可能是最好的办法了。”
苏联内务部的人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他们立刻就找到在苏联学习工作的李强，向他了解就密码学方面的知识邀请李谦访问苏联，或者向联合研究院派出留学生的可能。
“李谦先生虽然不是人民党员，但是确实我们人民党的朋友，而且是最值得信任的朋友——可以再战斗中将后背交给他的那种。他了解马克思主义，对革命持支持态度。对苏联的事业也非常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帮助的，只不过……”
“不过什么？”内务部派来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最好是让苏联科学院出面，而不是通过共产国际。”李强说，“李谦先生对共产国际的人有些看法。”
“这是怎么回事？”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问道。
“李谦先生认为，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而不是中国人民党的干部犯下了右倾主义的错误。”李谦回答道，“他认为，如果不是鲍罗廷等人一力将常凯申这样的野心家扶植起来，就不会有这样的失败。您知道，在27年的失败中，人民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牺牲的不少人都曾经是李谦先生的好朋友。所以李谦先生可能有些迁怒共产国际了，他甚至说，共产国际里面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
“啊，他觉得共产国际当中有一大群右倾投降主义的机会主义分子？”
“不，”李强道，“李谦先生是认为，共产国际中有一大群机会主义分子，而且他觉得他们是最坏的那种机会主义分子——懒惰的，总是想要偷懒走捷径的机会主义分子。他们要是觉得右倾一下，能走捷径，他们就会右倾；他们要是觉得左倾一下能偷懒，他们就会左倾。”
说别的，内务部的小个子倒还不是特别有感觉，但是一说到偷懒，那他可就立刻有了精神。为啥？内务部的前身，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全称是什么？那不就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吗？和懒虫作斗争，那可是他们的老本行了。
“啊，偷懒呀。这倒是非常可能。”内务部的那个小个子眯起眼睛来笑道，“无论我们工作得多么努力，各种机关里面，还是总能有一大堆的能偷懒就会尽一切办法偷懒的懒虫。”
所以最终，苏联方面是通过大使馆，（在1932年底的时候，KMT政府和苏联正式复交）而不是共产国际，派出人员和李谦联系，并且向他发出了讲学的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