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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哪里，我都拧着一个灰色布包，那是我亲手缝制的包，专门装你的病历。我想找个懂医学的人，帮我看一看你的病历，从专业的角度，看看你在第一家医院的诊疗情况究竟有没有问题。
那段日子，说不上翻江倒海般的伤心，有一些失魂落魄，记性变差，丢三落四。去了上海的一家医院，却又没有勇气去找医生问询这类事情，又回到了出租屋。到了家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空空的，像是少了样东西。果然，装了你的病历的袋子不见了。回想去过的每一个地方，回忆变的困难起来。那里头不仅装的有病历，还有就诊发票，有你喝过的农药的袋子，等等重要的证据。
开始给滴滴公司打电话，严重怀疑是丢在车上了。司机接了电话，说没有看到车子上有包包。我去公安局报了警，在警察看来是一件芝麻小事，毕竟不是丢了大数额的金钱，不是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可是那包东西在我心里，比千斤石头还重。
公安联系了滴滴司机，当着我的面儿也通话了，没有问出什么实质的结果来，说我可能真的冤枉司机了。我倒不是不相信滴滴司机，总觉得他需要更仔细的去查看车子的任何一个角落。滴滴平台联系了后面上车的乘客，也没有谁看见过有包包。我开始感觉五脏六腑都在翻滚，不死心，继续追问。滴滴司机几乎被我逼疯：你这个包包要是在我车上，我就是个王八。
我又去了另一个公安局，想调取医院门口的监控。监控室听了我的诉求，就帮忙仔细查看，监控室一位工作人员过来仔细核实，发现压根没有包。就在那个刹那，我突然自己想起来，包包是丢在了急诊的厕所里。那一天的早晨我是去过急诊的厕所的。
跑到医院的急诊厕所，挂钩上啥也没有。我有一种想把医院每个角落的监控都看一遍的决心。带着这份决心，我来到了医院的警卫室。一进门就啪啪啦啦的跟警卫倾诉着。在倾诉的过程中，偏了下头，忽然发现了放在架子上的那个眼熟的东西，那不就是我的包包吗。感谢上帝。我把那个失而复得的包带回家了。
在出租屋里，给网上查找到的律师事务所去电话，咨询这个案子的一些事情。对方一听说没有做尸检，就表现出一些不确定。案子是可以接的，但前期要付的钱也是必不可少的。听了两个电话不是太靠谱，又加了一个微信，微信上咨询案子的情况。有时会接收到一些诚恳的回答。有时就算当时听不到满意答案，但也有一个方向。就这样，免费咨询了好一阵子。没有轻易做决定。
在网上有一个认识三年之久的律师，多次跟她联络。由于她在国外，没有时间接手我这个官司。但她给了很多宝贵的建议。这样的案子，必须责任心极强的律所才能接。若是那种动不动需要加钱才能办事的，很难结合我的现状来完成这样的案子。有的律所是刚开始交一部分钱，官司打赢了再交一笔。我是想弄清楚你在临死之前，究竟医院应该为他们的过失行为承担多少责任。我不想你死的不明不白，要看过错的性质和程度。根据那个程度再来考虑后续的问题。带着这样的一份心理，我始终在奔波。
在这个过程中，常感到身体不适。半夜里去挂急诊。你是我唯一的亲生母亲。我很重视，你的死。我很重视在你死亡前，别人是怎么对待你的。我很重视，你的用药情况。我很重视，你在当时因为用错药物而体会到的痛苦感受是否能得到一个疏通管道。
就在这个时候，我在网上认识的那位我所尊敬的，以前有过好几次网络沟通和交流的律师，答应接我这个案子，她说先帮忙做一个策划。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我所信任的对象身上。她常在微博平台上为底层发声，我相信她的团队一定不会有差。正是这份信任，使我后续陷入了一次次的被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