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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你怎么跑到这来了？”在喀什地区疏附县城百多公里外的阿斯廷乌依村，这么偏远的地方刘飞居然碰到一个会说汉语的维族人。他看着刘飞虽然很诧异，却并不生疏，眼里并不像其他人那么冷冷的。
“我在天津呆了三年，回来结婚后就再也没去过。”他自称为阿买提江，语速缓慢的给刘飞解释道。
1989年，他出生在此地。此后，父亲又陆续生养了3个小孩。一家6口人，守着三亩薄田，以及一间筢子墙围成的土屋。
弟弟们5岁起就下地干活，但贫瘠的土地以及每年80天以上的干旱、扬沙等恶劣天气，让耕作所获少得可怜，这个家庭连修补屋顶的裂缝都无能为力。
人多地少，是幅员辽阔的新疆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现实。近几十年来南疆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使这片绿洲的人地矛盾愈发尖锐。2006年，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三地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人口约占全疆人口的30%，而GDP仅占全区的8%。公开数据显示，在喀什，至今仍有65.66万居民要靠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维持生活。
10年来，喀什市区经历着旧城改造、建立经济特区等一轮轮发展热潮，百多公里外的阿斯廷乌依村时间却仿佛陷入停滞。男人们大多在街上闲着，种地收成太低，村干部甚至需要每年挨家挨户做工作，才能让农民们及时播种、收割。阿买提江读完初中，就再没去上学。在田地里苦熬5年后，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2006年，疏附县选派220名青年赴天津务工，拉开了喀什地区向内地输出劳动力的大幕，这也是全疆第一次疆外劳务输出。
长久贫困与对财富的渴望，让这个年轻人迫切地想要离开家乡。
第二年，阿买提江报了名，成为天津一家蓄电池制造厂的员工。在这家工厂里，他每天的工作是操作机器，将用铅粉和稀硫酸及添加剂混合后涂抹好的极板摆在铁架上，每月的工资1500元。整个车间充斥着铅粉和铅尘，上班时刻要戴着口罩。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金属元素，主要影响神经系统和造血系统。可为了摆脱贫困，他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一年后，阿买提江攒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1万元，抵得上他种5年的地。金钱冲淡了乡愁，有那么一瞬间，阿买提江充满了幸福。他把钱都寄回了家，让父亲修葺残屋，把院外土墙改成砖墙。他还告诉16岁的二弟，读完初中也赶紧过来。
政府大批量的劳动人口集体输出，改变了一批年轻人的生活与对自我的定位。至2010年底，疏附县累计转移农业劳动力33.8万人(次)，劳务创收达10亿元。阿买提江所住的工厂宿舍里，也开始出现了MP3、手机以及价格不低的时装、皮鞋。
然而日复一日，财富迷雾下的坚硬现实却逐渐清晰。每天工作11个小时，重复一个动作要上千次；他读不懂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叫不出车间主任的名字，也不认识机器上的任何一个英文字母。这意味着，需要更复杂的工作技能、收入更高的岗位，是他和他的同乡们无法企及的。更难熬的则是孤独，阿买提江及他的同乡，被安排在一个车间、同一个寝室里、同一个清真食堂，每天反复吃着馕、馍馍与挂面。
积攒着微薄的收入，内心的撕扯却愈发剧烈。一台收音机，是阿买提江夜里唯一的慰藉——孤独天线里传来的熟悉乡音，能让他感到安宁。
在这个厂干满三年后，阿买提江却迎来了一声霹雳，他的血铅检查超标了。虽然刚达到身体安全承受的最大值，但意味着他不得不离开。提着简单的行李，他回到了家乡。
“汉族人是来抢新疆东西的，如果汉族人不来，光靠新疆地下的石油，我们也可以像沙特一样，让外国人来开采，然后给我们钱，我们并不需要干什么活，生活都会很富裕。”没想到这是阿买提江介绍完自己后的第一句话。刘飞以为他至少在内地呆过，思想应该没有这么极端。
“至少汉人来此能够带来资金，推动经济发展吧？”刘飞反驳道。
“发展？这边的石油和矿石大量的输送往内地，却没给我们维族人一毛钱。倒是成就了不少汉人油老板和矿老板，你去看看富丽堂皇的喀什新城有一个维族人买得起房吗？更可怕的是内地来的商品严重冲击了我们维族赖以生存的传统手工业，现在能开张的小作坊还有几家？越涌越多的汉人严重推高了这里生活品的物价，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菜都买不起！”他情绪激昂，倒没有拿宗教做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