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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一、百无一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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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度首先想到,钱只能捐给政党的掌权者,而不能直接给政党本身。因为政党本身是一个组织,除了虚头巴脑的精神嘉奖,是不会记住捐款人恩情的,更不会给捐款人带来任何好处。而捐给政党的掌权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恩怨分明,在做出重大决策时,自然而然会考虑捐款人的利益。

    最简单的例子,企业要想获得关照,是给市政府捐一千万效果好,还是给市委书记、市长分别送一百万效果好?虽然后者可能涉嫌贿赂,但越是非法的途径,收益也越大。

    如此一来,目标就圈定了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两人。眼下孙中山还不在日本,要想捐款,只能先找章太炎。问题随之而来:众所周知,孙元起和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有仇,而且仇还不小。现在烧香求佛还有用么?

    杨度权衡再三,觉得还是先去拜访一下章太炎为宜:谁知道光复会以后会不会鲤鱼化龙?再者,陶成章只是副职,章太炎才是正主,谁知道他们之间有没有仇隙?

    1908年底,《民报》被日本政府封禁后,作为主编的章太炎也渐渐淡出政治宣传舞台,转而在东京组织成立“国学讲习会”,编写国学振兴社的讲义,开始大力宣讲国学,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广雅疏证》、《汉书》、《文心雕龙》、《毛诗》、《文史通义》。受业弟子也多是一时俊杰,著名的有钱玄同、黄侃、沈兼士、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刘文典,以后都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教授学者。

    这一日,章太炎正给弟子讲授文字音韵之学,门房来报:“先生,湘潭杨皙子前来拜访。”

    章太炎微微皱眉,旋即说道:“让他进来听听吧。”

    随后,杨度被领进屋里,在最后面的空位上落座,听章太炎讲课。总也有两三个小时,章太炎才结束本日的课程。学生们整理完笔墨纸砚,陆续散去,屋中只剩下章、杨二人。

    不待杨度上前问安,章太炎先问道:“皙子,你觉得我刚才说的可有道理?”

    杨度拱手答道:“适才听先生说,文字先有声音而后有字形,文字的创造和演变都与声音有莫大关系。这真是想前人之不敢想,言前人之未能言,而且鞭辟入里,诚为千古不刊之论,直令在下茅塞顿开!”

    对于清代读书人来说,文字音韵这类的“小学”,就如同今天大学里的英语四六级,学不好,出门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杨度本来就聪颖过人,再加上名师指导,尽管不是专门研究文字音韵的学者,也知道什么好什么坏。

    章太炎满意地点点头:这确实是他的创论,能被人准确地发现并加以赞誉,如何能不开心呢?

    这时他才招手把杨度唤至自己的身边,一边喝茶一边解释道:“近些年,中国衰惫极了,却总也找不到出路,于是有一种人总说中国人与西洋人相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认为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要想崛起,就应该全面欧美化。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长处,便觉得华夏旧土没有一丝可爱,爱国爱种之心也开始淡薄衰微。长此以往,亡国灭种就不远了。

    “华夏旧土真没有可爱之处么?我想不是的。在日本生活了三四年,我始终觉得只有中国的饮食、中国的语言、中国的风俗、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环境,才最适合中国人,即便是近邻的日本也不能替代。只要我国国民意识到中国的长处,那么他们的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这也是我在东京开办国学讲习会,宣讲国学的原因。因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

    杨度插话道:“经世大学在建校之初便设立国学院,想来是和先生出于同一目的。”

    章太炎仰着脸,颇为傲然地说道:“当今在世之人,能让章某佩服的只有两个。虽然佩服,但并不赞同。他们都姓孙,其中一个便是孙百熙。”

    “哦?”杨度有些好奇,“还望章先生赐教!”

    章太炎也不拿乔:“孙百熙年纪轻轻,便学究天人,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据说他的理论非常深邃,全世界只有少数几位最聪明的科学家才能看懂,看懂之后都齐声赞誉;其他人则视如天书,不知所云,毁也无从毁,誉也无从誉。这是让章某最为佩服的。

    “他编写的教材很多都被翻译到日本,成为学校里的教科书。甲午以来,日本普通民众是非常看不起中国人的。只有提到‘孙元起’这个名字,他们才一脸景仰,认为孙百熙非常了不起,在西方人的学问上打败了西方人,替亚洲人争了光。

    “再者,孙百熙除了在职期间,利用公帑兴办不少学校外,还凭一己之力在大江南北兴办数十所大中小学。这些学校或是免费,或是只收很少的费用,让贫寒子弟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天下有钱人那么多,比孙百熙有钱的也不在少数,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宁肯把钱挥霍在青楼、赌场,也不愿扔给穷人一个铜圆。如此大力兴学,怎能不让章某佩服?”

    “那你为何又不赞同呢?”杨度问道。

    章太炎道:“我最不赞同的是孙百熙对于时局的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没有态度,尽管可以看出他对时局不满,却不允许学生起来抗议请愿,只要求大家关起门来好好读书,认真做学问。国家都有亡了,读书做学问还有什么意义?

    “他创办的大学美其名曰‘经世’,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可他把‘经世’用在了哪里?是替满清鞑子续命,还是给满清鞑子培养奴才?孙百熙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要是登高一呼,全国局势必然为之震动,何愁革命不成功?”

    杨度听到这里,脸上虽然含笑不语,心中对章太炎的评价却调低了一级。

    章太炎又道:“孙百熙对国学的态度,我也非常不赞同。所谓国学,乃是一国固有之学问,由无数典籍、无数哲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酝酿而成的文化,里面浑浑沌沌、浩浩荡荡,有如江河湖海,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研究国学,应该先从小学和目录入手,泛览四部,等有了整体认识,再深入某一类;此类精通,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终领会国学的精髓。

    “而孙百熙呢,则从里面舀一勺水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挑出来研究,于是就有了文学史、文学理论、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史学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就好比有个美人,你把她皮肉筋骨血、心肝脾肺肾都分别掏出来研究,研究得再精熟又有什么用?她还是那个明媚照人、活蹦乱跳的女子么?”

    章太炎对孙元起的批判,涉及到传统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消耗性转换,别说杨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没人能给出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章太炎接着说道:“在我看来,经世大学对国学的研究已经走入了歧途,不仅方法不对,取材也大有问题。他们视如珍宝的安阳甲骨、敦煌遗书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安阳甲骨,显然是无良古董商人故意作伪,欺骗世人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历朝经史典籍都没有记载甲骨刻文的事情;其次,在甲骨上刻字容易作伪,最值得怀疑;第三,龟甲是速朽之物,不能长久,怎么可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既然甲骨是假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敦煌遗书,我在日本倒是见过几卷,确为两宋以前的遗物。但这些纸片都是当时人污损丢弃的无用之物,多半为佛经、道藏,没什么值得稀奇的。放着存世的煌煌巨著不研究,反而钻到故纸堆里,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杨度怕他长篇大论,连忙打断:“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先生佩服却不赞同的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孙中山吧?”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孙中山少有大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奔波海内外近二十年,数次为清廷所通缉捉拿,依然不改初衷。现在能有如此局面,半数为孙中山宣传、联络所致。如此大丈夫,章某自然佩服得紧!”

    杨度问到:“那你不赞同他什么?”

    章太炎喝了口茶,才慢慢说道:“首先,孙中山有些言过其实。当然,革命之初需要先行者大力鼓动,形势所迫,说些大话自然没有问题。现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同志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才能和衷共济万众一心,以期早日成功。如果还是大言炎炎,空发议论,却不相宜了。”

    杨度点点头:不分场合乱放嘴炮,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为。

    “章某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革命者应当重然诺,轻死生;重节气,轻财色。没有道德之人,不配参与到革命中来。但孙中山在小节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公私财物不分、男女关系不检点等。这些虽然是小事、私德,却很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乃至影响革命团体的声誉,怎么能知错不改呢?”章太炎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杨度对此大不以为然,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细节都是无关大局的。孙中山虽然萝莉控,这又怎么了?曹操、曹丕父子还是人妻控呢!汉高祖刘邦更是男女通吃。人家不是照样登基做皇帝?于是在脑海里给章太炎贴上三个大大的标签:名士!学者!文人!

    这种人用来做招牌撑门面还行,指望他们造反成功,猴子早过火焰山了!

    想到这里,杨度从怀里掏出支票夹,给章太炎写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递过去:“章先生,孙百熙很景仰你在国学方面的成就,知道革命即将成功,所以委托在下前来邀请,希望您以后有空一定到经世大学讲学,也好纠正经世大学在国学认识方面的诸多过错,免得谬种流传。”

    章太炎倒没有意外:“孙百熙倒是够诚心的。七八年前经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写信邀请我到学校任教,只是当时我正和保皇派笔战,不想去死气沉沉的京师。没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他居然一直没有忘了章某。呵呵,章某不是诸葛亮,不用三顾茅庐,这份邀请我记下了,等革命成功,章某一定会去经世大学拜访诸位高贤!”

    杨度长吁一口气:只要把剩下的四万美金直接捐给孙中山,这趟行程就完满了。

    在1910年初,尽管距离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后世看来,已经是胜利在望。但对内外交困的同盟会来说,却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华人也认为,清政府尚未完全,完全可以通过改革,使得中国向君主立宪转变。

    这些都给同盟会带来很大的压力:如果清政府预备立宪获得成功,那同盟会的民主共和理想就再也无法实现了。而且这些年来同盟会会员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再给损失大量革命精英的同时,也让革命士气大为低落,不少同盟会成员开始有些三心二意。受此鼓舞,一定消停下来的保皇派也甚嚣尘上,在报纸对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攻击。

    外部环境恶化,同盟会内部也不消停。以陶成章为首的原光复会系统成员,因为财务和人事问题,在同盟会内外散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说孙中山贪污公款、不救济《民报》等等,先后发起两次“倒孙风潮”。这种攻击使革命派内部人心更加涣散。

    很多华侨看到陶成章等人散发的传单后,也不再愿意捐款给同盟会,让同盟会的状况进一步恶化。杨度捐给孙中山的四万美金,不啻于久旱后的及时雨,给苦苦挣扎中的同盟会扎了一剂强心针。

    但同盟会沉疴太深,一剂强心针显然不足以让它振作起来。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一位美男子毅然站了出来,自告奋勇要给同盟会下一服猛药:

    暗杀大清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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