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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也过了十多分钟，那群学生才渐次安静下来。又过了良久，终于推选出两个代表，过来与孙元起面谈。
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依礼拜见：“学生王世杰、徐谟拜见孙大人！”
这就是清末的规矩。学生闹腾得再欢、再不成体统，见到师长还是会规规矩矩行礼。不像后世闹革命，老师要被游街、批斗、戴高帽、剃阴阳头。华夏被称为礼仪之邦，正是体现在这些细节上。
孙元起和声问道：“这里是学校，不是官衙，我在这里就是个教书匠，你们不必叫我‘大人’，称‘孙先生’便好。你们是到院子里坐下来慢慢说？还是站在这儿说？”
“不敢劳烦先生，我们就在这里站着说！”王世杰连忙答道。
孙元点头：“也好。只是我身上有伤，就不陪你们一起站着了。”
王世杰、徐谟连忙说道：“是我等打扰先生养病，还乞海涵。”
“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请愿？请愿的内容又是什么？”孙元起问道。
两人对望了一眼，由王世杰陈述道：“如今君主立宪，乃是世界潮流，不可阻遏。但我大清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颁布预备立宪上谕以来，一直百计迁延，虽经四次大规模请愿，依旧怙恶不悛，使得全国士农工商不胜失望。然而大清近三百年恩泽未衰，国民尽管失望，却只有输诚再请，至于三、至于四。
“顾亭林有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林书院的对联也说，‘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等读书学子不敢忘记前贤教诲，在温世霖先生带领下，成立‘国会请愿学界同志会’，前往直隶总督衙门游行请愿。并决定以请愿同志会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转教育会、商会，希望各界再次组团进京请愿。
“谁知直隶总督陈庸庵闻讯大怒，不仅派军警前往镇压，还勒令解散同志会。为了杀一儆百，又下令秘密逮捕温世霖先生，并以扰乱地方罪遣戍新疆。津门学子获悉后，无不愤懑欲死，欲再次请愿。但陈庸庵部堂闭门不纳，而且朝廷有旨，‘倘有罢课请开过会者，立即从严惩办，并将办学之人一并重处，以儆其余’。我等悲愤可以想知！
“近闻先生出任学部尚书，津门学子不胜欢忭。我等自小便读先生编写的课本，直到现在，素来景仰先生风范，知道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道德文章举世无双，熟知各国政体，见识迥出时人之上。所以昧死前来请愿！”
孙元起笑道：“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再夸我该羞愧而死了。我有几斤几两，自己还不知道？说，你们请愿内容是什么？”
心里却暗道：这陈夔龙真不省心，在湖北时就给我添堵，如今到了直隶，依然让我给他擦屁股！
徐谟道：“我们有三个请求。第一条，恳请朝廷无罪开释温世霖先生！”
“温世霖是学堂老师？”孙元起问道。
“不是。”
“那，温世霖是在校学生？”孙元起又问。
“也不是。”
孙元起有些生气：“温世霖既不是老师又不是学生，干嘛找我请愿？我是学部尚书，不是法部尚书！如果你们觉得他有冤屈，尽可以去找法部、都察院，与学部何干？好，继续说第二条。”
徐谟被噎得直翻白眼，半天才说道：“第二条，恳请朝廷速开国会！”
孙元起肃声道：“请这位徐同学记住，学部是分管全国教育的机构。速开国会与教育有一毛钱关系？如果接下来都是这种越俎代庖、问裁缝买菜刀的要求，你可以直接转身回去了！”
徐谟有些抓狂：“第三条，恳请朝廷尽早颁布宪法。朝廷圣旨命你纂拟宪法，你该不会认为这个也与你无关？”
孙元起反问道：“你们知道纂拟宪法大臣都是谁么？”
此时王世杰插话道：“知道，是度支部尚书泽贝子(载泽)、农工商部尚书伦贝子(溥伦)以及先生您。”
“既然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说个故事！”孙元起突然话锋一转，“从前有个屠夫，每天都要杀好多猪。周围的人都劝他：‘你每天杀猪是不对的，应该悔改。’屠夫回到家，便一改常态，亲切地对猪说：‘我杀了一辈子猪，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你们虽然是猪，也应该有猪主、有猪权。现在我尊重你的意见和选择，你想怎么个死法？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畅所欲言嘛！’猪犹豫片刻，答道：‘其实，我并不想死。’屠夫拍着大腿：‘你看你看，说跑题了？’现在的形势就是这样。明白了么？”
王世杰躬身答道：“学生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那你还不走？”孙元起说完，王世杰真的转身走了。
孙元起又问徐谟道：“你明白了么？”
“我不明白！”徐谟直着嗓子嚷道。
孙元起大怒：“连这个都不明白，还来请愿？来人，把他叉出去！”
看着孙元起在众人簇拥下回到寓所，王世杰赶紧扶起被摔了一个大马趴的徐谟：“叔谟，我们也回去！”
徐谟还有些恼火，一膀子甩开王世杰：“他孙百熙到底什么意思？三条要求，一个都没答应，就给我俩讲个故事，这样就想把我们糊弄走？”
王世杰道：“孙先生不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么？前两个要求是不归他管，后一个要求则是他想管，人家不让他管。”
“对了，雪艇，他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徐谟问道。
“你把故事中的‘死’换成‘宪法’，把‘屠夫’当成摄政王或者泽贝子、伦贝子，把‘猪’当成孙先生，就该明白了！”王世杰旋即摇摇头，“其实，把‘屠夫’当成满清政府，把‘猪’当成全国四万万国民，也未尝不可。”
听王世杰这么一剖析，徐谟总是明白过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去了。
1911年是多事之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发生了很多载入史册的大事，比如4月27日爆发的广州起义，“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因为孙元起这只蝴蝶，再加上迫击炮的作用，起义足足支撑了二十多天，最后在两广、福建清军围剿下，残部才退回香港。
当然，还有一些事情，最开始看上去是微不足道，最终结果却惊天动地，比如5月5日的一封奏折。
奏折是都察院给事中石长信写的，题为《铁路亟宜明定干路枝路办法折》。在折子里，石长信把铁路分为“干路”与“枝路”两种类型，主张贯通全国的主要线路(即“干路”)应该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而其余的普通线路(即“枝路”)，则可以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
看上去很合理，对不？
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需要先明白两点：第一，清末铁路状况；第二，清末财政状况。
先说第一点，铁路是舶来品，按照产权可以分为“洋办”、“官办”、“商办”三种。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意识到铁路对于国防的重要性，除了特殊情况，不再允许外国插手铁路修建，改由自己动手——这也是詹天佑能够出头的原因之一。——但接连不断的赔款，让政府有心无力，只好委托给有实力的商人来集资办理。
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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