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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陆徵祥就任外交总长不久,国民党激进派报纸《民权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刊发长篇评论,对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文章的大致意思是:
“近一两个月来库伦之乱甚嚣尘上,全国上下都在激烈讨论武力征讨外蒙之事。诚然,武力平叛是解决外蒙叛乱的有效手段,但国民却不知道在武力平叛之外还有解决蒙乱更有效的方法,那便是国会大选。因为现在是民国初始,无论对内平定叛乱,还是对外解决外交纠纷,首先必须得巩固国基。国基巩固与否,此次大选为第一决定性因素!有志之士无不知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你就out了。而且你也不再是有志之士,转而变成为一小撮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现在国内民众往往以不能抵御外侮来责备政府,殊不知政府中人正是利用边疆危机来愚弄国民,转移民众对于内政尤其是国会竞选的注意力,以便于他们上下其手从中播弄。所以,尽管爱国民众都希望边疆早日平定,政府却迟迟不愿出兵,根源就在于他们不愿边疆平定。这种心理就好像列强想利用我国内政混乱来实现其侵略意图一般,虽然手段不同,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等当不为政府所引诱,集中注意力于国会竞选,选举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党议员,进而组建符合民众意愿的政府。对内迅速平定叛乱,实现民主共和;对外解决外交争端,建设睦邻友邦。如此则和平随至、富强可期!”
这个论调很像后世论坛上民煮柿油党的语气。
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就是灵丹妙药。只要民主自由实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前咄咄逼人、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的列强立马摇身一变,成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文明绅士,不仅会迅速退兵,甚至连以往割地、赔款都会吐出来。而那些国内的土豪军阀们也会温良恭俭让起来,只要国会一声令下,马上就“十四万人齐解甲”。
什么。饥荒问题怎么办?切,真没见识!只要民主自由了,天上会噼里啪啦自动往下掉牛奶面包。要多少有多少,哪还会有饥荒问题?——当然,如果你只喜欢愚昧落后的稀饭馒头,吃不惯高贵冷艳的牛奶面包。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在孙元起看来《民权报》的社论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不过却有效地把媒体的注意力转回到内政方面来。记者们似乎也厌倦了一群政客坐在会客厅里高谈阔论数千里外喇嘛、王公和牧民在不毛之地的穷折腾,开始关心起发生在身边的国会竞选。
如同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的那样,群体是无意识的,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在媒体有意识引导的情况下,社会舆论顿时为之一变,大家突然间都忘记了外立带来的边疆危机,开始热烈讨论起国会议员竞选来。而且国会竞选也确实精彩,绝对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
清末实行新政时曾设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其中钦定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十人,合计100人,均由皇帝委派。另有民选议员100人,虽然名为“民选”,其实却是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数是地方士绅,少数是留学归来。要说如此大规模“民选”,民国元年的国会竞选可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
正因为这是头一回,所以才倍加热闹,各种手段是层出不穷。
正大光明的公开竞选手段自不消说,比如各党派充分利用本党的舆论机关、报刊杂志进行广泛宣传;组成“助选团”到各地演说,张贴海报、标语、传单鼓吹本党政见,炫耀本党候选人的声望权威;开设夜学,发放候选人名片,教选民填写本党候选人姓名等。这些大家都司空见惯。
真正令记者和读者们感兴趣的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非法手段,诸如选票作弊、投票违规、开票做假、金钱贿选、裁判不公、政府干涉等等,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报道。但要说最刺激、最吸引眼球的,还是竞选的全武行。在这个领域,国民党出镜率最高。
国民党如此露脸,除了己方候选人数众多、对手报纸刻意渲染等原因外,还在于它前身同盟会便具有很浓重的暴力倾向,甚至党内高级领导人之间也时常因为一言不合而大打出手。比如1912年4月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等人在南京临时大总统府议事,因为宋教仁赞成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被马君武认为是替袁世凯当说客,出卖南京政府,对宋教仁大肆言语讨伐。宋教仁年轻气盛,按捺不住性子,便打了马君武一耳光。马君武立即还以颜色,照着宋教仁脸上就是一拳,宋教仁左眼顿时受伤出血,在医院躺了大半个月伤口才勉强愈合。
当然,马君武素来骁勇善战,当众斗殴的光辉事迹屡屡散见于野史轶闻之中。如果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勇武好斗,他必定当仁不让位列前茅。除了宋教仁被他辣手摧花外,惨遭他荼毒的还有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肇甫、著名诗人苏曼殊等人。
在暴力行为方面,同盟会的女会员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尤其以唐群英为甚。1912年3月20日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唐群英等因为女子参政权问题企图闯入会场,参议院下令禁止入内。唐群英恼怒之下,挥拳击破窗户玻璃,手掌受伤鲜血四溢。警卫上前阻拦的时候,她毫不客气地用脚“踢之仆地”。
唐群英最光辉的业绩还是殴打宋教仁。因为宋教仁在党纲中取消妇女参政权,唐群英于1912年8月27日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对宋教仁进行公开殴打。据当时报纸描述,唐群英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而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国民党(同盟会)对待自己人尚且如此,对于敌党自然更下得去手了。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成立政闻社,成立大会召开那天,以陶成章、张继为首,革命党几百人携带手杖跑来砸场子。梁启超刚讲了几句,张继就用日语大骂道:“八嘎!”(日语“馬鹿”,笨蛋的意思)接着就喊“打!”革命党人举起手杖就开始横扫千军,梁启超等人则抱头鼠窜。梁启超对此事终身难忘,从此一直把革命派叫做暴烈派、暴民政治。
国民党员不仅打人,而且以打人为骄傲。比如《中国报》主笔程梦余,无缘无故打了法制局局长施愚两个耳光,第二天还得意洋洋地把打人事件刊登在报上,自以为很英雄。而号称最懂《庄子》的国学大家刘文典,平生也以踢了常凯申一脚而自得不已,不过踢没踢、踢没踢着现在还是两说。
在民初这场纷纷攘攘的选举中,一方面是初始实行民选时的蓬勃朝气,一方面是各种丑态毕露的乌烟瘴气,两种似乎对立的氛围却有机地交织在一起,酝酿出某种类似于午夜酒吧的喧嚣与颓废。
根据袁世凯九月份公布的第一届众议院议员选举日期令,各省及蒙藏青海众议院议员初选举定于1912年12月10日举行,复选举定于1913年1月10日举行。在整个十二月中,各地上都在不断演着同样悲喜剧,有些人因为因缘际会而当选省议会议员,顿时仿佛如同范进中举,房屋、田产、奴仆、财货都蜂拥而至;有些人则是耗尽家财,破产竞选,最终依然未能如愿,以至于悬梁自缢。
在已经完成的各省众议员初选中,国民党稳居榜首,占据了36%的份额;新中国党虽然不敌国民党,却也有28%,暂居第二位;而共和党以24%的份额,屈居第三位。初选成绩和最终结果之间虽然还有不少的变数,但变化不会太过悬殊。
这样的结果对于新中国党算是上佳表现,令孙元起、汤寿潜、杨永泰等都心满意足地长舒了一口气;不过对于国民党、共和党来说,这样的结果却是难以接受的。尤其是对国民党,他们尽管坐稳了国会第一大党的宝座,优势却不够明显,很难实现宋教仁在竞选之初设立的“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组成一党责任内阁”的目标。
孙元起此时已经在全国各地奔波了两三个月,其中劳苦可以想知,好在结果非常令人满意。他在上海稍事休整之后,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在那里,他将面临一场特殊的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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