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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做槟榔，早饭，做槟榔，中饭，做槟榔，出货，进货。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的过去。
天气越来越冷了，号子里的人渐渐的都接到家人或者朋友送来的越冬的衣物了，老刘几次劝我要我把家里的电话写给夏干部请他帮我给我家里说一声送点衣服和钱过来。我执意不肯，我想我当时的想法既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承担，逃避给家庭亲情带来伤害，承担自己走错路带来的后果。
我拒绝了老刘送给我的衣物，每天穿着塑料拖鞋在监室里的两间房里冻得瑟瑟发抖。这个城市很变态，只有冬夏两个季节，夏天热得象在火炉上煎着，到了冬天寒风刺骨。十二月已经是接近一年内最冷的天了，加上这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湖南的很多城市遭受前所未有的雪灾，这个城市当然也不会放过这样好的机会在冬天好好的冷上一把。
肉体的痛苦往往能减轻精神上的折磨。唯有人类能用身体的折磨来减轻精神上的痛苦，说起来不知是悲哀还是欣慰。
这一天，具体是哪一天记不清。我正在埋头往槟榔壳子里点葡萄干的时候，夏干部在铁门外喊道：“周少青，提审。”
我被带到看守所二楼，在一间提审室里我看到了当初抓我送我到拘留所再送我到看守所的王警官。我被指派坐到椅子上，左手被手铐铐在椅子的护手上，再有一块活动的板子在两边的护手之间，转过来再锁上，这样人连站起来都不能了。王警官和他的同事在提审室的那一边，我和他们中间隔着一道类似银行柜台的矮墙，上面镶嵌着一排拇指粗的钢筋，我能欠起身子在那道矮墙上写字，盖手印。
“周少青，在里面怎么样？有没有被欺负？”王警官点上一支烟递给我。
“还好。”我淡淡的回应。
“你有你的同案的联系方法没有？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还是跟在派出所时候同样的问题。
“知道啊，我手机卡里有他们的电话，早就告诉你们了啊！你们能查得到的。”我还是跟在派出所时候同样的回答。
“把你的犯案经过再说一遍。”
“我是帮我老板的忙，有人用一个假的书刊号和一个假的工商注册骗了他六万多块钱，后来我老板看到了他就要我给他打电话把他叫到XX酒店十三楼的XX号房间问他要钱还账。就是这样啊。”
“你们把受害者在酒店房间里关了多长的时间？有没有殴打他？在他身上拿走了多少钱？你的老板事后给了你多少钱？”问题还是没变。
“从第一天下午五点到第二天早上九点，我没有打他。问到了他的银行密码在他的卡上提出了一万六千块钱。再刷信用卡卡买了一条烟。事后老板也没给我钱，我是给他打工，给我工资就好了。”无数次的问答让我都能背出前面这段话了。
“好，”王警官递过来一张问话记录，“你看下，如果都没问题的话就签字，盖手印。”
“告诉你，你们的主谋——就是你的老板也被抓住了，是在武汉住酒店的时候抓住的。我们也审问了他，你基本上是没说谎。这点比较好，你如果想起用什么方法可以联系到另外在逃的两个的话就叫管教干部给我打电话，你这样就是有立功的表现，在判的时候会判得轻些的。”
我唯有诚惶诚恐的点头应是。
“你父亲今天和我们一起来看守所的。”王警官接着说出了一句让我目瞪口呆的话来。
“我不是给你们说过不要联系我的家人的吗？我都成年了，已经具备了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了。”当时我就头大了，愣在那里半天才反应过来。
“你要搞清楚你现在是刑事拘留了，不少说关个十天半个月就放出去的，你是要等到案子侦破法院判决了刑期执行完了才能回到社会的。你说这样的情况可不可能不联系你的家人？马上我们就会把你的材料送检察院，检察院批准逮捕后就我们就会来执行逮捕。你说这样的事情我会不告诉你的家人？你还想瞒到什么时候？自己做出的事情就要敢面对，你当时犯法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呢？怕被家里人晓得，当初就没想过？你有脑子没？还读过大学？有没有点法律意识？”
“你父亲这时候应该在前台给你送衣服和被子进来，你有什么话要我帮你向他转告的不？”王警官看我在发愣，过了会又问我。
“没有。”我实在是不知道能向父亲说什么。
当一个你一直逃避不想面对的现实突然摆在了面前的时候，人的精神在那一刻会有一个涣散的状态。当时我就是那样，头脑里一团浆糊，想什么问题都想不下去，似乎连自己姓什么都要想半天还是恍恍惚惚的。
“你父亲在接到我们寄的信以后马上就过来了，你知不知道外面现在冰灾？你家里到这里来平时一天就能赶到你父亲花了三天的时间才赶到。现在外面冰天雪地的，回你们那边的车都停了。他现在怎么回去他都还不知道。可能会留在这边过年，你都没什么要跟他说的吗？”
“那你能给我一页纸让我给他写几句话吗？”我想了一会问道。
写上再划掉再写上再划掉折腾半天后我在纸上只写了短短几个字：回去路上小心，我对不起你们。
带着一身的沉重我回到了七监，带回了王警官给我的大半包芙蓉王的烟。这是在我刚刚被叫到要被提审的时候杜哥吩咐我要做到向提审的人要烟的。这也算是个惯例，每次监室的人有被提审的时候，学习员都会叮嘱一定要找办案人员要点烟回来，就算是监室里好几个不抽烟的也是一样，而办案人员似乎也不是很在意这个事，一般都会把自己没抽完的烟给他们的办案对象，甚至有的还会专门买一两包烟给这些在押人员。
吃过晚饭后，我从铁门下面送头子尾子进来的口子里接进了一大包衣服鞋子袜子毛巾棉被等等越冬的物品。遭遇打土，上面的，刚进七监的时候带着脚镣的黄龙要用他的被子换我的被子。这次我忘记了进了号子就一定要服从上面的安排的话，我没有答应。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在我以前还没有发生过，从黄龙脸上的表情就能知道。
在他冲过来要打我的时候我选择了先下手为强，左手直拳直接命中他的鼻梁，然后右手扬起的时候我被放倒了，被一群人放倒了，接着头上被一件衣服蒙住。身上被拳头耳光脚踢的同时我胡乱的挥手出拳，当然是没有命中目标。
很快夏干部就出现在了铁门外，把我和黄龙叫到了门口，这时候我才看到我那一直拳的效果。很是壮烈，鼻子里还在流血，衣服上也洒了不少。
夏干部简单的问了下情况后对着走廊另一头喊道：“内劳，拿两副脚镣来。”
“号子里不能出现打架的事情，我不管你是对是错，哪个先动手的带三十斤的镣，还手了的带二十斤的镣。”夏干部望着我们说，然后递给我一封信，“你父亲给你的信。在号子里了就放老实点，想不到你才来几天就敢打架了，这次你带十天，黄龙带五天。”
信很短，父亲是老党员，是那种清廉了一辈子有信仰的那种老党员，信上说了些家里都还好，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接受改造的话，最后有一句：梓杞合抱，虽有三尺之朽，良工不弃。
信在监室里每个人的手中传送了一遍，后面那一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明白，我却哭了，没有哭出声。呼出的气在喉管里滚动冲击声带却发不出声音，可是这种无声的眼泪却远比嚎啕痛哭更伤心。
这次带镣，为我以后在监室里的地位的提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事先怎么都想象不到的。如果当时我不是心里极度痛苦，如果当时我很听话的把父亲送进来的被子让出去了，那么我虽然不用带十天的脚镣，但是可能我会很难才能得到号子里的人的尊重。这种尊重很重要，在一个所有人格被践踏的环境里得到的尊重会比在外面自由天地里衣着光鲜的时候得到的溜须拍马来得更有分量。
黄龙最终没有打土成功，我保住了父亲送进来的所有的温暖，杜哥可能是马上要出狱了，心情不错，破天荒的让我在他的桶里打了一盆热水兑成一桶不再冰冷的水，然后在脚镣带上之前洗了个澡，换掉了不知穿了多久的衣服。
老刘在我带脚镣的时候过来帮忙把我换下来的外套撕成布条，再缠在脚镣上要套在腿上的那两个铁环上，再在两处脚踝处垫上这了几层的布片，然后再帮我把脚镣带上拧紧螺丝。带上脚镣后最大不方便不是走路，而是上厕所，这个脚镣跟平时电视里看到的还是有点区别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没那么长，两脚打开最多能够比肩部稍宽一点点，而监室里的厕所是蹲厕，我就不描述了，发挥点想象力应该能够想到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