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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皇太子乘车出宫，前后共有十辆车。百官军民闻讯赶来，有人一边追着车跑一边号啕大哭，有人跪拜在州桥之南侧放声嚎哭，也有人拉着车辕哭断衷肠，昏倒于地。
车队到达南薰门时，太学生们拥拜在车前，哭声振天。此时已近薄暮，忽闻车中传出皇太子的呼救声：“百姓救我！百姓救我！”
金兵列队站在南熏门下，强迫车队前行。范琼担心车队被百姓拦下，他先以危言恐吓车队卫士，令他们赶快前进，随后又增兵，簇拥着皇太子车辆出城而去。士庶们见状，既心肝俱损，又愤恨不已。
孙傅也要跟随皇后与皇太子出城，守门的金兵说道：“军中惟欲得太子，留守何为出耶？”
孙傅回答道：“主上出辱，太子复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皇上既不回，我当以死从太子，请速禀报元帅。”金兵答应为他禀报。
当天晚上，孙傅宿于南熏门下。第二天黎明时，金兵打开城门，对孙傅说道：“元帅有令，召孙留守入军寨。”
二月十二日早晨，孙傅被金兵押入军营。不久，张叔夜也被金兵押赴军营。其实宗翰早就想将他们抓入军中，因为他们屡次抗命，一再哀告立赵氏为帝。孙傅是主动要求去的，而张叔夜则是被金人“邀请”去的。
张叔夜来到金营后，“抗论如初”，始终坚持立赵氏为帝的原则。为了说服他，宗翰亲自召见，并骗他说道：“孙傅不立异姓，已杀之。公年老大，家族繁盛，岂可与孙傅同死耶？可供状。”
张叔夜坦诚回答道：“累世荷国厚恩，誓与国家俱存亡，实不愿立异姓。”
宗翰四次劝说张叔夜接受异姓为帝，张叔夜始终不从，“惟请死而已”。宗翰、希尹等皆觉得，张叔夜是个很讲义气之人。
这天，京城内又哭声一片。百官父老皆云集在南熏门内，“号泣恳祈”。傍晚时，吴幵与莫俦又受命入城，向留守司传达大金元帅府命令。
此时，留守司负责人是吏部尚书王时雍与户部尚书梅执礼，他们见情况紧急，遂立即张榜公告：“今月十二日，吴承旨莫内翰自金军前来，带来大金元帅府命令：请疾速勾集在京大小官员，并僧道、耆老、军民等，商议共举张邦昌，并亲书其名，于名下签字，限十三日上报，便与册立入京。如别有异见，可别具状申，只不许引惹赵氏。若别举贤人者，亦不许阻，敢有逗留不赴议者，当按军令。”
半夜三更时，御史台在宣德门前贴出文告道：“文武百官不限大小，使臣、致仕官员、在京宫观及僧道、耆老、军班，限十三日绝早，并赴宣德门集议。如若不来，具状申元帅府依军法。请勿住滞，各令知悉。”
第二天一早，开封府也在宣德门前张挂了一则通告：“准留守司劄子，今月十二日晚，吴承旨莫内翰自军前回，传大元帅台旨，令留守开封尹连夜勾集文武官员，虽致仕在京及宫观人、僧道、耆老、军民，于今月十三日卯时，并赴宣德集议。窃虑混杂，无以分别，劄付本府：将文武百官及致仕在京宫观人并分拨赴秘书省、僧道赴宣德门外西关亭、军员赴大晟府集议，各令知悉。”
秘书省是朝廷主管馆阁藏书的部门，位于宣德门外右南廊，正对着右掖门。大晟府是朝廷掌管音乐的部门，在御街西侧，景灵西宫南边。
从凌晨开始，陆续有官员来秘书省报到，有军人去大晟府集合，有僧人道士前往宣德门西朵楼，有士庶百姓前往宣德门东朵楼。
有些官员来得很早，但不知道来秘书省商议何事。恰好凌晨有卖朝报的，他们便买来朝报阅读，报上说金人允许推择赵氏贤者。此时，在通衢大道旁也张贴有通告说，金人允许推择赵氏贤者。
其实，这些信息都是假的，都是留守司王时雍与开封府徐秉哲等人编造的。他们这样做，目的就是骗百官前来开会。他们担心百官们若知道真相，都不来参加会议。如果那样的话，金人肯定会将他们治罪。也的确有些了解内幕的官员，没来参加会议。
等百官基本到齐，王时雍下令关闭秘书省大门，令范琼派兵在门外守卫，任何人不得外出。接着，王时雍向百官传达金人元帅府命令，要求连衔举荐张邦昌为帝。
随后，王时雍又令范琼，将举荐张邦昌之事，向汇聚在宣德楼前的军民、耆老、僧道等，予以正式公布。府吏与台吏们分散开，大声命令众人：“还具名衔，推戴异议者押赴军前！”
军民、耆老、僧道等闻声回头，四顾无言，唯唯而退。只有太学生们对推举张邦昌，似乎不以为然。
范琼担心军民们仿效太学生，于是高声对众人说道：“当今为忠不可，只可为孝。”范琼令太学诸生立即离开现场，回到太学去。
王时雍担心百官不肯签名，便率先在推戴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百官们一开始都不肯上前署名，直到傍晚他们都没吃饭，饥饿难忍，于是纷纷上前，在一张白纸上写上自己的职位与姓名，然后离去。
王时雍将那张白纸即状词收起来，密不示众。薄暮时，吴幵与莫俦携带此状离开京城，去往金军元帅府。
三十七岁的御史中丞秦桧，这天也参加了推戴张邦昌的会议。但他拒不签名，并且公开评论张邦昌说：“邦昌辅相无状，不能尽人臣之节以释二国之难，不足以代赵氏，情愿乞押赴军前面论。”
随后，秦桧提笔给宗翰与宗望写了一封洋洋洒洒的长信，原文如下：“桧窃缘自祖父以来，七世事宋，身为禁从，职当台谏，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大金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威制官吏军民等，必欲灭宋而易姓。桧忘身尽死，以辨其理，非特忠其主也，且明两朝之利害耳。
赵氏自祖宗以至嗣君，一百七十余载，功德基绪，比隆汉唐，实异两晋。顷缘奸臣渝盟，结怨邻国，谋臣失计，误主丧师，遂使生灵被害，京城失守。上皇嗣君致躬出郊，求和于军前，两元帅既允其议，已布闻于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居民之所积，追取銮舆服御之所用，割交河北之地，恭为臣子。今乃变易前议，自败斯盟，致二主衔冤，庙社将倾，为臣子之义，安能忍死而不论哉？
且宋之于中国，号令一统，绵地数万里，覆载之内，疆域为大，子孙繁衍，充牣四海，德泽加于百姓，前古未有。兴亡之命，虽在天有数，焉可以一城而决废立哉？昔西汉绝于新室，而光武乃兴；东汉绝于曹氏，而刘备据蜀；唐为朱温篡夺，而李克用父子犹推其世序而继之。盖继世之后，德在人者深，其基广业巨，势虽陵替，四海英雄必赴其难，天下之士不敢窥其位。所谓基广则难倾，根大则难拔，此之谓也。西晋武帝因宣、景之权，以窃魏之神器，德泽在人者浅，加以惠帝昏乱，五王争柄，自相残戮，故刘渊、石勒得以据中原，犹赖王导、温峤辈辅翼元皇。江左之盛逾于西京，石晋欺天罔民，交结外邦以篡其主，其于天下也，得之以契丹，失之以契丹。况少主失德，任用非人而忘大恩，曾无德泽下及黎庶，特以中国藩篱之地以赂契丹，天下其何思之哉？此契丹之所以能灭晋也。
宋之有天下，九世宥德，比隆汉唐，实异西晋。大金废立之议，可不明天地之意，以考古今之迹哉？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所以必灭宋者，非忠于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耳。曾不知灭大辽者，大金大宋共为之也。大宋既灭，大金得不防闲其人乎？顷上皇误听奸臣，因李良嗣父兄之怨，灭契丹盟好之国，乃有今日之难。然则因人之怨，以灭人之国者，其祸岂可胜言哉！为计议者必曰：灭宋之策，在绝两河怀旧之思，除邻国复仇之患而已。又曰：大金兵威，无敌天下，中国之民，可指麾而定。若大金果能灭宋，两河怀旧之思亦不能忘；果能灭宋，徒使宋之宗属贤德之士倡义天下，竭国力以北向，则两河之民异日抚定之后，亦将去金人而归宋矣。且天生南北之国，方域之异也。晋为契丹所灭，周世宗复定三关，是为晋所报恨。然则今日之灭赵氏，岂必赵氏然后复仇也。虽中国英雄，亦将复中国之恨矣！
桧今竭肝胆，捐躯命，为元帅言废立之议，以明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不恤群议，深思国计，以辨之于朝。若用谗言以矜已功，非特伤敌国之义，亦贻患于异日矣。又况祸莫大于灭人之国。昔秦灭六国，而六国灭之；苻坚灭燕，而燕灭之。顷童贯、蔡攸贪土地以奉主欲，营私而忘国计，屯兵境上，欲灭辽以取燕云之地。方是时也，契丹之使交驰接踵，祈请于前。为贯、攸之计者，当思国计，以从其请。乃欲邀功业，以兼人之地，遂贻患于主，而宗社垫危。今虽焚尸戮族，又何益哉！今元帅威震中原，功高在昔，乃欲用离间之论，而矜一己之功，其为国计亦已失矣。贯、攸之计，可不鉴哉！
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刘聪、石勒威足以制愍怀，而挫于李矩数千人之众；苻坚以百万之师，衄于淝水之旅，是兵强而不足恃也。大金自去岁问罪中原，入境征战，已逾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罕练，将帅未得其人也。自古中国地土甲兵之威，四邻无有，将相英雄世不乏才。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代肃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哉？
且世之兴王，以有德而代无德，以有道而代无道。然后皇天祐之，四海归之。若邦昌者，在上皇朝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英雄必尽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为大金屏翰矣。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复嗣君之位，以安四方之民，非特大宋蒙福，实大金万世之利也。”
秦桧这封长信，谈古论今，论点鲜明，感情充沛，语言犀利，而且是以大金的角度来分析废立赵氏的利弊，完全一副为大金着想的样子，送到金军元帅府后，很快便引起宗翰、希尹等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