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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可以算得上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者说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
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的达到目的。
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作为一种补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找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因此，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皇太子杨广顺利继位后，于仁寿四年（604）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隋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
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结果是，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院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公主和蕃嫁给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
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麴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
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
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行动的。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
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树起了叛旗。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
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