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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寻找苏慧廉》知道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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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幸第一次参加清阅朴读-管理者之夜的读书活动,就拿到了清阅朴读-管理者之夜推荐读的《寻找苏慧廉》这本书。

    精装版的《寻找苏慧廉》厚厚的500页,一开始给自己规定每天看100页,用5天时间看完,真的开始看了,发现不能做到,最后是用了10天才看完的。也是看书中认真看的一本书。

    千里寻找的苏慧廉,是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

    不知道怎么的,就一下子想到另一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很多人都知道的外国人。

    苏慧廉的故事,却少有人知。

    看了《寻找苏慧廉》知道,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路熙在收到这样的电报“欧洲人在温州的房子被烧掉了,没有人死亡。”还是决定追随他而来到中国,很有勇气的英国姑娘。他们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看了《寻找苏慧廉》知道,也是非常的敬佩、感动,这个英国传教士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苏慧廉还认真学习中国音乐,“直接采用中国乐曲,然后创作与原乐曲音乐节拍完全相同的圣诗歌词”,用《茉莉花》的民歌曲调唱《圣经至宝》就是一个典范。“圣经原是上帝书,实在是我宝藏库。知我生是何处来,知我死后何处归。...”试着用《茉莉花》曲调唱了唱,朗朗上口,蛮好听的《圣经至宝》。

    感动苏慧廉真诚的说:不管我如何评述中国,我都是带着一种对中国和中国劳苦大众的真挚情感,我曾经服务于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度过了我的一生。

    由于苏慧廉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千万英镑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也是最应该让我们记住的苏慧廉功绩之一。

    苏慧廉经历的是中国最动荡的时期,有着很恐怖的很血腥的事件动荡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看这本书也看了一些有关的书评,很喜欢这样的一段:中国人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族群,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对利玛窦以来的传教士还缺少一个道歉,缺少一声感谢,缺少一句对不起。在这一长串传教士名单中,苏慧廉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这部书忠实记载了苏慧廉极不平凡的生命轨迹,值得一读。——马勇

    看了《寻找苏慧廉》还知道,作者沈迦,1969年出生于温州。杭州大学新闻系毕业,浙江大学文学硕士。难怪,《寻找苏慧廉》可以写得如此精彩感人。沈迦曾任《温州日报》记者、编辑,现居加拿大。出版有《文化人换笔》、《温州话》、《普通人——甲乙堂收藏札记》《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等多本专著。近年致力于温州基督教史及苏慧廉研究,历经数年,走访太原、北京、香港、澳门、牛津、剑桥及英伦半岛等苏慧廉生活过的城市,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遍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等,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史家门训。《寻找苏慧廉》作者沈迦非史学出身,却为寻找百年前曾到他家乡传播火种的一位传教士,历时六年,自费跨越三大洲,用翔实的史料,为我们还原了苏慧廉百年前的人生轨迹,也描绘出大时代的波澜诡谲。日光之下,众生如蚁。这本书,对历史的追溯,不光是为了这些不能忘却的纪念,还有对那些逝去的岁月,保持一份尊重。嗯,写这本书作者沈迦其间补读了三、四百本书、文章、资料、报刊等,集历史、游记、传记、评论一书,很让人敬佩!

    《寻找苏慧廉》真实的让我们认识了传教士中的这位让人敬佩让人感动的佼佼者,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精彩书摘:

    没有人期待他的到来

    苏慧廉1883年年初来到温州时,曹雅直已在这座城市里艰难地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年过去了,但温州人对洋人的看法仍没有多大好转。

    曹雅直夫人的回忆录里说,她初到温州时,所到之处引来无数围观的人,因为她是温州人见到的第一个外国女子。好一段时间,她不敢轻易出门,必须出门时,也是坐着轿子前去。不过,轿夫们仍会被那些好奇的人拦住,要等到他们都看够了之后,才允放行。路熙的回忆录也说自己路上常受围观。她当时穿着裙撑,温州人不明白这后面翘起来的东西是什么?甚至还有人想掀起她的裙子,看下面是否什么也没有穿。

    尽管当时温州已开埠,但城里的西方人还是很少。据记载,苏慧廉抵达温州时,这座小城里连英国领事、法国海关专员在内,只有十二个外国人。

    在当地人眼里,这些碧眼赤须者是怪物。中国人那时很骄傲,自称天朝,是世界的中心。梁启超曾感叹,在甲午战争前后,堂堂的北京书铺竟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或许,那时很多人认为,他们不需要世界地图。

    苏慧廉记下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中国男孩在教会学校接受人种知识的测试,老师问他:

    “黑人是什么肤色?孩子。”考官问。

    “黑色,先生。”

    “不错,那美国印第安人是什么肤色?”

    “紫铜色,先生。”

    “对极了,英国人呢?”

    “白色,先生。”

    “现在问你,中国人是什么肤色?孩子。”

    “人的颜色,先生。”孩子骄傲地回答。

    中国人眼中白人的肤色,可用的比喻是“白得像死人一样”。很不幸,苏慧廉就是这样的肤色。

    人群中只有一个半怯半羞的白脸青年,因为这些人的习俗、心智、风气、道德素养与这青年大相径庭,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要来到这里,肯定没安好心吧?来教育他们吗?这个“死人白”青年要来教化他们这些孔圣人的后代·那真可笑之至!

    另一个打击我们英国人优越感的是我们美妙的字母印刷体被中国人说成苍蝇脚沾了墨水爬出来的痕迹。(见苏路熙:《乐往中国》)

    路熙说:“没有同伴喊他,没有空旷地区可去。即使有空旷地方,他也不敢走得太远,以免走失了。偶尔他冒险独自一人出去散步,起初单独出去感觉非常勇敢,每一条路的转弯处都很小心,恐怕找不到回来的路。他大步往家赶时,东拐西拐,一旦他无法辨别出周围环境时,心跳便加快。人们盯着他看,那奇怪的眼神看上去有种恶意与恐怖。连狗也成了他的敌人,居然不认得他是个外国人,把他当作衣衫褴褛的乞丐,恶狠狠地追着他的脚后跟狂吠。他浑身冒汗很是着急,他以超常的勇气往家赶,速度很快,还未来得及发现自己到了哪里,已闯进自家的院门,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多么令人放心!从那可怕的大街回来后,他住的房子看起来多漂亮!紧张之后的感觉真是太好了!不过他后来很可笑地发现,他离开家门的距离始终不到半英里!”

    “最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期待他的到来和他的福音。”苏慧廉自己也一声叹息。

    好在当时有位姓顾的信徒,是个商人,早年游历过美国与澳大利亚,会说流利的英语。苏慧廉初抵第一年,受他帮助不少。不过顾先生是永嘉剩庄人,不常来城里,大多数时候苏慧廉仍是孤独的。

    说温州话、做温州人

    苏慧廉决定效法耶稣的门徒保罗,“和犹太人在一起就做犹太人,和希腊人在一起就做希腊人”。到了温州,就和温州人在一起做温州人。

    做温州人,他碰见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语言。

    这里所说的语言,包括汉语及方言。如果分得更细点,其中的汉语又有书面语(文言文)与口头语(当时称为官话),而作为官话的口头语,与温州本地方言还差异很大。温州虽属吴语地区,但因地处偏僻,本地方言与周边迥异,几乎可以用自成体系来形容。外地人今天到温州,都觉得温州话像鸟语,更何况是对外国人,还是在一百年前的清代。

    清代有些法令在今天听来匪夷所思:不准中国人出洋;不准外商(当时贬称“夷商”)在广州过冬;不准洋人购买中国书籍和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据说,当时一个叫刘亚匾的中国人,因教外国商人学习汉语,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被斩首。基督教第一位西来传教士马礼逊出了让洋人都觉甚高的价钱,才聘请到一位“不怕死”的中文教师。这个老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而不是去教书的,**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好在苏慧廉到温州时,这些法令已有所松弛。

    他挨着一个中国人坐着,面前放着一本中文《新约》,一本北方官话辞书和一本《中英字典》。他不识一个汉字,学会发音后不知怎样拼读,费力地拼会后,又弄不懂字义。他像一个初学速记者,最初未能清晰读出自己所记的东西。(见“Oura”)

    挨着他坐的中国人就是偕我公会请来的本地牧师,也是苏慧廉的第一个汉语老师。这个牧师据说叫“Alas”,是个举人。他原属内地会,因脾气不好被解雇,遂转聘于偕我公会。

    这位老人每天尽忠职守地打开教堂的大门,不管来人是谁,他都会花上一两个小时宣讲福音。有时,笔者也会坐在一侧学习当地方言,半是充当吸引路人注意力的角色,半也是很有成就感地从他的讲道稿上认出一两个字来。每个星期日和每天晚上,我们都为信徒准备了礼拜,这是一项缓慢而枯燥的工作。布道毫无吸引力,吟唱赞美诗像在受刑。

    除了这位牧师外,苏慧廉还向周边的人拼命学习温州话。据路熙回忆,厨子、**抽食者都曾是他们的语言老师。

    路熙回忆录中,对另一位姓Yang的老师有颇详的记录。Yang先生当时住在她家附近。开始时,他与苏慧廉彼此无法用语言交流。为解决这个问题,小个子的Yang先生只能用动作来表示。比如教“死”字,他会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装死;教“旋转”这个词,他则会自己滚来滚去。

    Yang先生这种聋子对话式的动作教学法,尽管后来无法教苏慧廉更多的东西,但它启蒙了他的汉语学习。路熙的回忆录中收录了一张苏慧廉亲自拍摄的Yang氏全家福。照片上Yang先生穿着长衫,手里拿着本书。他的太太则坐在左边,手里拿把折扇。“她是一个很自尊的人,穿着非常整洁,也因此出名”。他们的中间坐着小孙女Ngachiae,这是个孤儿,那时还只有九岁。路熙回忆说,Ngachiae小时候常和她的两个孩子一起玩耍。Yang太太还向她提过亲,要把“如清水芙蓉、如芳香玫瑰”的Ngachiae许配给她的儿子海生。当时海生还只有四岁。向老外提娃娃亲,路熙说自己当场就吓得逃走了。

    看着照片中的Yang先生,我想知道他到底是谁?Yang对应的是哪个姓?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张尚芳是温州人,专业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是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在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温州方言志》中,提到一位叫任铭东的当地人曾任苏慧廉的老师。“我听我岳父说过,他的父亲做过苏慧廉的汉语老师。我岳父还给过我几张那时候的识字卡片。”已是满头白发的郑张先生2008年年底接受我采访时这么说。

    Yang先生会是任铭东吗?

    前言/序言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一

    还很小的时候,我就跟随祖母去教堂。祖母去的教堂,就是这本书里将屡屡提到的温州城西堂。教堂主殿有六根黑色的大圆柱,非常醒目。小时听教堂里的老人说,大柱子是从英国运来的。于是,幼小的我便好奇,是哪些英国人将这些高达十余米的木头不远万里运到小城温州?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那时祖母已去世十年。我在《温州日报》做副刊编辑,因工作的关系获知温州市图书馆善本书库里有两本外国传教士撰写的回忆录。因是英文写的,鲜有人知道书里到底记录了什么。一九九九年年底,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报社组织“百年温州”专版,我与摄影记者专程去图书馆借出这两本回忆录,并翻拍了其中几张照片。这两书的作者就是苏慧廉夫妇,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苏慧廉的名字。我当时想,是不是就是他,把六根黑色的圆柱运到温州?

    世纪之交,老城市、老照片风靡一时。在新千年的第一年,我与同年分配到报社的同事金丹霞有了合作撰写《老温州》的想法。老温州就从传教士写起吧,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于是,我们一起去采访老牧师及基督教历史的研究者。那时温州师范学院的莫法有教授刚在香港出版了《温州基督教史》,在他家书房里,他甚惊讶,怎么还有来自党报的年轻人,对这段讳莫如深的历史感兴趣。当然,也就是在那天,我对苏慧廉有了点粗浅的了解。

    合作《老温州》,我把自己定位在动动嘴皮子的策划角色上,而要求金丹霞担纲全部的写作重任。她终于不堪重负,在仅写出两三节后便宣告这个“伟大”策划的夭折。之后没几个月,我也离开报社,“下海”折腾去了。

    商海汹涌,唯利是图。但逢周日,还会被母亲提醒去城西堂礼拜。坐在熟悉的圣殿里,看见这几根黑色的柱子,便会想起苏慧廉,觉得我似乎可以做点什么。

    随后的几年,在忙碌的商余,也断断续续收集些有关苏慧廉的资料,不过,温州历史对他的记录实在吝啬。中间也曾怂恿刚退休赋闲的杭州姑妈,将这两本回忆录全文译出。她对历史有兴趣,又有美国工作的经历。但经几天思考后,她终还是没听从我的“忽悠”。

    二○○七年春的一个下午,太太开车,我们一起去温哥华附近的卫星城烈治文(Richmond)吃饭。当时我们全家已移民加拿大,我也“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正在谋划如何面对“退居二线”后的生活。

    “我想写苏慧廉。”看着车窗外飞驰向后的大桥栏杆,我向太太吐露了酝酿已久的想法。没想到,我这“不务正业”的想法马上得到她的首肯。她说,你还有别人不具备的条件——吃饱了没事干。

    这次我终于决定不再怂恿、“忽悠”别人了。

    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开工我就知道难处了。首先是资料稀缺,不是一般的稀缺,而是相当的稀缺。我去过温州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也走访过从事地方史、教会史研究的人,所有当时温州能找到的材料,连一篇苏慧廉的简历都拼凑不全。我后来查Google,不论中文还是英文,也都只有短短的几百字,大多还是重复温州媒体抄来抄去的报道。而关于他离开温州后的行踪,更是付诸阙如。

    但即便是这样,我还是开始了。所幸家在UBC大学(The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简称UBC)附近,于是一头扎进了该校图书馆。加拿大曾是英联邦成员,该校图书馆英国文献尤为宏富。报章杂志、年鉴索引、公文档案,应有尽有,并免费开放。西人的历史向人民敞开。

    除了UBC大学图书馆,我后来还去过英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香港大学图书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台湾大学图书馆等。在北美哈佛、康奈尔、明尼苏达等几所名校的图书馆我也查阅过资料。英国循道公会还授权我查阅目前存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的教会档案。我的英语属“硬读”(硬着头皮读)水平,但凭着当年考托福、雅思时训练的阅读能力,我吃力地在世界各地打捞被中国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当然,也是因着语言能力的局限,在原始材料的涉猎上,还留有很多遗憾。

    除了在图书馆、档案馆找资料,近年来我还走访了苏慧廉曾经工作、生活过的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重返历史现场,寻找历史后人,这些寻踪故事多已写入书中,此不赘述。这本书的主线,虽是以传主的生平展开,其实也是沿着寻访的过程一路走来。我虽已离开媒体多年,但当年采访写作课时老师的教导仍记忆深刻——好文章是用脚写成的。

    二○○九年春,从牛津寻访苏慧廉墓地归来。抵沪还在倒时差时,朱学勤老师的电话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他邀我去他执教的上海大学与学生做个交流。“讲座的题目你拟一个,我要做个广告。”“那就叫《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吧。”在迷迷糊糊中,我随口说出了这个题目。这是句歌词,我们这代人都耳熟能详。刘欢在《北京人在纽约》中,把它唱得荡气回肠: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却并不在意。

    你不像是在我梦里,

    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

    二

    大学读的是新闻,后来从商,至今没有受过史学的基本训练。因此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历史并思考的过程。

    其间补读了一两百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苏慧廉的时代。他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出生,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有洋务运动,为自强求富,中国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一八八二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三十年,无疑是一个集权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封建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多元化的时代。其间,江河滚滚,泥沙俱下。一八九八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的中国,河溃鱼烂,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一九三五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

    有史家将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二十世纪七十年**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始中兴,九十年代遭遇挫折。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我将这一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

    二○一一年夏回家乡采访苏慧廉养女的后人方保罗先生,当时温州正经历震惊中外的“7.23”动车追尾事件。去方先生位于温州西郊的老人公寓的途中,会经过追尾事故的现场。在冷冷的夜里,面对车窗外的漆黑与众矢猬集的铁轨,我不能不想起辛亥年的保路浪潮及苏慧廉在中国经历过的历次动荡。

    前辙依然,故吾犹是。

    三

    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本书的写作中,我有意将与温州历史相关的细节做了繁琐的记录,哪怕有些与传主不是直接关联。个中的原因也许仅因温州是我的家乡。我从故乡来,知道这些细节,对至今还模糊不清的温州近代史、尤其是温州基督教史有着一定的价值。

    有好友在阅读本书初稿时,认为书中引用原文过多,担心因此影响可读性。其实,这是我的故意为之。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我只能尽量用这些来自第一手、并用第一人称记录的材料,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眼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自知这本书离标准的学术性传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我在追寻、整理历史时,努力遵守学术规范。为此,我在书中添加了千余条注释。苏慧廉的老师理雅各在翻译中国的“四书五经”时,曾就冗长的注解做过说明:“可能一百个读者当中,九十九个会对长长的评论性的注释丝毫也不在意;但是,第一百个读者将产生出来,他会发现这些所谓长长的注释其实一点也不长。就只为了这第一百个读者,我也应该将这些注释写出来。”我也期待拙书的“第一百个读者”,能沿着这些虽粗糙但颇费力搭建的路标,走向更远方。

    还有几点说明,罗列如下:

    本书中提到的外国人,如有通用的惯译姓名或其本人认可的汉名,即按约定俗成原则处理。暂不可考者依商务版《英语姓名译名手册》音译。外方机构、西文专有名称、特殊称谓也照此例处理。除常用地名外,所有外国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或加注释,或用括号标出原文。

    本书中提到的西文作品,一般按照先中文译名后西文书名的顺序排列,少数作品原已有中文译名,则遵从原著。

    当时用西文记录的中国地名、人名、机构名称,笔者已尽力加以考释还原,个别无法定夺者,暂用音译,或保留原文。

    书中用英文写就的注释,表明材料直接来自西文。

    书中引用的西文文献,若已有通行的中文译本,则尽量采用。苏慧廉回忆录、李提摩太传记等有多种译本的,比较后选择使用。当然,个别处笔者认为自己的翻译,可能更能反映作者的原意。

    书中引用的中文文献,若底本中有脱、衍、讹、倒之处,除个别明显并影响文意者稍作改动外,皆一仍其旧,以示尊重原著。少数几处辨识不清的,则以□代替,并期方家指教。

    为丰富史料,增加可读性,本书也引用了不少图片。图片未注明出处者,均由笔者拍摄。

    写这篇序言时,回想起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图书馆查阅循道公会档案的时光。很多个下午,到了三四点时,我会走出位于地下的善本书室,去街面透透气。端杯咖啡,独自站在转角的人行道上。早春的气候有点湿冷,街道杂芜,老英国正是夕晖晚照时分。看大红色的双层巴士在树影间叮咚过往,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坐在城西教堂里的情景,历经苦难的祖母在祷告,我则偷偷睁开眼睛,好奇地打量那六根据说来自英国的黑色柱子。

    沈迦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二日上午草于温哥华寓斋,十二月三日改定。

    ~~~~~~

    祝福祝福!

    一季的阳光,慢慢离去;

    一季的清风,悄悄拂起;

    一季的思念,寂然不语;

    一季的快乐,不可代替。

    荡岁月的双浆,推时光的波浪,

    美丽心情带你轻翔,幸福日子在你身旁。

    别烦恼,莫惆怅,凡事不勉强,

    一路欢声扬,愿你不慌不忙,把生活好好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