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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知道一句话，那就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在一个地方连续摔倒两次。
但是这一句话不是必然的，因为有些时候，一个人会因为一些缘故而记吃不记打。
而对于宋朝而言，同样也在这个范畴上通用。
因为在一些方面而言，有着联金灭辽的“错误”的例子，联蒙灭金理应是当其时的南宋统治阶层有所警惕的一个想法。
只可惜的是，最终这个想法处于很多方面的因素，最终得以实施。
……
从历史记载方面来看，联蒙灭金并非是南宋统治者想到的妙计，而是被逼出来的一个无奈抉择。
在宋朝历史上，借助军事同盟以达到消灭敌国，而最终盟国演变为更强大敌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末年与女真结盟而消灭辽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宋与蒙古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交往，但金国犯下一连串的错误，最终使蒙古坐大，成为一支新兴的主导力量。这一军事同盟政策的形成，对南宋而言。有其几方面的原因：南宋的复仇意识；金朝错估形势，将可能的盟友推向敌方；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宋金蒙三方的力量尤其是蒙古人的企图，南宋朝廷上下并非无所窥测。面对蒙古汹汹南下，世仇金朝依然故我的情况下，南宋朝廷有两派意见，一者扶持金朝，以之为对抗蒙古的屏蔽；一者认为应趁此机会灭亡金朝，并由此振奋精神，再图抵抗蒙古南下的企图。
南宋大臣乔行简认为，“强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古人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2]。认为在蒙古人势力兴起的形势下，金已经由过去的仇敌转而为今天的缓冲国，只要金能抵御蒙古人的进攻，南宋继续向金输纳岁币也是未尝不可的。蒙古势力很强，已经具备了灭亡金朝的能力，等到蒙古灭亡金朝之后，与宋为邻，对宋朝并不是一件好事。若不与金朝绝交，继续输纳岁币，则有利于金人抗蒙，这样，南宋也有机会舒缓时间，组织力量，对抗蒙古人的南下。
乔行简的主张，在宋金世仇终于可以得报的情况下，难以得到赞同。南宋名臣真德秀等人主张“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应该乘金朝遭遇蒙古进攻之机，停止向金人输纳岁币，并出兵北上收复失地，以报君父之仇。“认为想以金人为屏蔽是靠不住的，应该乘“虏之将亡而亟图自立之策，用忠贤，修政事，屈群策，收众心。”
宋朝应该尽快使自己强大起来，既可以改变自己原来在金朝面前的卑弱地位，又可以应付蒙古的进攻。
虽然南宋朝廷意见不一，但也都认识到蒙古乃虎狼之邦，不足以为盟友，甚至是比金朝更为凶恶的敌人。然而南宋朝廷就蒙古、金朝问题的看法。对金朝的态度，不同于与其他周边政权。由于金兵南下，掳取徽钦二帝北归，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宋人对金人恨之入骨，宋朝虽多年积贫积弱，但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南宋朝廷认为皇室被掳，财富被劫。土地被占，幸得赵构南逃，才为赵宋王朝保留一缕血脉，但也仅能偏安东南一隅。多年来兴兵动武尚且不足以得到的灭金目的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却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大多数人认为乔行简的看法是过于冷静，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真德秀的看法可取，一鼓而雪百年之耻，自然能得到众人的赞同。
因此“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演、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乔)行简以谢天下”。
将来还要长年累月地向金人交纳大量岁币。为报靖康之耻，最终选择了不与金朝结盟。在战争开始，金朝灭亡指日可待的情况下，即使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对于如何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也提出应该谨慎对待，“今之女真，即昔之亡辽，而今之鞑靼，即向之女真”。
他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
在南宋朝廷内部，虽然“灭金”的声音很响，但”联蒙“的策略一直没占上风。
但是最终使南宋和蒙古走到一起，南北夹击，使金朝走向灭亡，主要是金朝错估形势，无视南宋朝廷的争论，根本没有想到宋朝也会存在有利于金宋联合的因素，更没有想到去争取宋人联合抗蒙，相反在得知南宋要断绝岁币的输纳后，大为不满。盲目南下争夺地盘，将可能的盟友推到了敌人一边。为了解决金朝国内的危机，也为了惩罚南宋拒交岁币的行为，于1217年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
在当其时而言，蒙古人的大举南下，节节败退的金国统治者金宣宗选择的是居然是一个行为：
嘉定元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
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
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
嘉定十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
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
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
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张嘉师不知道金国主战派南下攻打南宋的自信心从何而来。而且两线作战自古以来就是国战之中的大忌。
再者，在五十多年之前的采石矶之战当中，金国遭受了宋金战争当中的最大的惨败，金国对南宋的军事优势，在这个时候已不明显：
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征调大军，分四路，企图一举攻灭南宋。金海陵王亮亲率主力，自南京开封府出发，首攻宋淮西地区。宋两淮驻军仓皇退至长江南岸，金军长驱直入，进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渡江。
当时，宋建康府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所部一万八千人刚退至采石，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忠尚未到任，军无主帅，士气涣散，人心惶惶。
中书舍人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奉命督促李显忠赴任，并代表宋廷到采石慰劳军队。他在采石见形势危急，毅然召集张振、时俊等将领，宣布宋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动员将士决一死战。同时，又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防务顿形好转。金海陵王误认为宋军已败退逃散，江南岸无兵把守，遂于十一月八日督兵过江。
宋军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并在船上施放霹雳炮，烟雾和石灰弥漫江面，使金军无法抵挡。宋军出动车船，船行如飞，船内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呼声震天。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焚毁敌船，金海陵王被迫移军扬州，强令金军从瓜洲渡江，为部下所杀，金军败退。
宋军在采石大胜之后，主将李显忠才带兵到达。李显忠了解到虞允文指挥作战的情况，十分钦佩。
而金兵打了几次败仗，都害怕作战。有些将士暗地里商量逃走。完颜亮在进退无路的条件下，孤注一掷，命令金军三天内全部渡江南侵，否则一津处死。
隔岸的宋军刚打了胜仗，士气商涨，严阵以待，金军强渡无望，而完颜亮一贯用法苛严，使金军将士进退两难。
他们得知完颜雍已在辽阳称帝，并废完颜亮为庶人，便也思变。
27日清晨完颜元宜率军杀死完颜亮。
十二月初，金军退走，宋军乘机收复两淮地区。之后，金世宗为了稳定内部，派人到南宋议和，宋金战争又暂时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