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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宋蒙战争的开端事实上从端平入洛已经开始。
在金国灭亡后，宋蒙双方都清楚开战是迟早的事，一个是迅速崛起的游牧帝国，另一个是不忘故土的文明王朝，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两个政权间的战争导火索。
宋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听到这么完美的计划，当然主张出兵。在灭金的这一年三月、四月，理宗接连派员去洛阳祭扫北宋诸帝陵墓，同时暗中进行军事侦察。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
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1233年死去后，年轻的宋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赵范、赵葵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
三京是指原北宋的三个都城：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这条建议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因为金国就是靠着潼关黄河防线与蒙古作战了20多年，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借道南宋以转攻金后方。
同时，赵氏兄弟背后还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虽然辛辛苦苦地平定了李全之乱，却在灭金的大场合上输给了荆襄的史嵩之。史嵩之是史弥远的侄子，想在朝廷上占据优势就必须在战功上超过史党。
虽然收复中原能带来巨大的声望和荣誉，但是朝中的大多数臣僚反对出师。
参知政事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边面辽阔，出师非止一途，陛下之将，足当一面者几人？勇而斗者几人？智而善谋者几人？”“陛下之兵，能战者几万？分道而趣京、洛者几万？留屯而守淮、襄者几万？”
知官告院张煜认为：“蒙古非金仇可比，当选将、练兵、储财、积粟，自固吾圉”。
刚返朝的名士真德秀则说：“移江、淮甲兵以守无用之空城，运江、淮金谷以治不耕之废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见。”
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的宋理宗，还是悍然决定出兵。他只派淮西制置司的六万军队北伐，试图以这六万人去收复中原。
要知道，原先即使是主战派制定的作战计划，仍然表示要在收复潼关和黄河以南后，至少要用十五万百战精锐之师来专职防御，才能守住黄河防线。理宗皇帝却固执地仅仅派遣淮西军，一场并不成熟的军事行动就此展开。
在外的战区将帅几乎全都反对出兵。
赵范的参谋官丘岳就说：“方兴之敌，新盟而退，气盛锋锐，宁肯捐所得以与人耶！”淮西总领吴潜认为：“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
主持灭金之战的史嵩之虽然有私心，但上书却说得中肯，认为京湖连年饥谨，无力承担这样的进攻，而河南连年兵祸，要在当地获得补给也不现实。并表示自己宁肯抗旨也不发兵。
只不过军方的反对最终并没有什么成果，汴京守将为崔立，本来是金国的元帅级人物，受命坚守汴京，但后来以汴京城投降蒙古。他成为蒙古的汴梁长官后仍然劣迹斑斑，让城内的军民怨声沸腾。早已对蒙古心怀不满的部分旧金国降蒙将领以李伯渊为首，趁宋军入中原之机发动兵变，杀死崔立。之后李伯渊等向全子才军投降。
公元1234年，即端平元年七月初五，全子才率宋军进入汴京城，如此梦幻般地实现了岳飞等抗金将领一辈子都没实现的梦想。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了，曾经超过百万的人口只剩守军六百余人、居民一千多家。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随处可见，城中没有丝毫的生气。
十五天之后的七月二十，赵葵率淮东兵五万赶到汴京与全子才会师。
收复汴京的消息传回南宋，整个南宋的朝廷几乎都沸腾了，到处是一片贺喜之声，宋理宗迫不及待地给官员们升官，统帅赵范进封东京留守，前线总指挥赵葵进封南京留守，全子才进封西京留守。
宋理宗的意图非常明显，他要坐镇后方的赵范快点去汴京，要赵葵和全子才快点把西京洛阳收复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宋理宗感到自己即将成为中兴之主，却没想到蒙古铁骑已经在洛阳悄悄地等待宋军了。
……
全子才在历史当中不算是声名显赫，更是落得一个弃军而逃的骂名：
全子才奉诏出兵，抵汴。汴京由崔立居守，立横行霸道、仗势欺人，都尉李伯渊、李绮素为立所轻侮，密图报怨，闻子才军至，通书约降。全子才将计就计，同意可与其里应外合除掉立。按照预谋，伯渊佯装与立会面商议如何守城，立未曾戒备，骑马赴会。伯渊趁其不备，就马上拔出匕首朝立胸刺去，立倒撞下马，仆地即亡。立亡，伯渊等出迎宋军，宋军凯旋入城。
屯留旬余，淮西兵元帅赵葵率兵五万自滁州取泗州抵汴。
葵问子才:“我们开始是谋划占据潼关，坚守黄河，你到达汴京已半月了，怎么还不进攻洛阳，占领潼关?”对曰:“粮饷未集。”葵忿然作色曰:“现元军未至，正好乘虚进击，若等粮饷到来，恐元军早南下了。”全子才听赵葵这么一说，不知如何是好:进攻么?粮草未备；不进攻么?机会就要错过了。怎么办?此时此刻，他还估计到自己若不同意出兵，赵葵肯定要自行出兵，倘如此，垂手可得的战功就要被赵葵夺去，于是不得已答应出兵。
如何出兵?恐大功旁落，全子才只派遣自己的非主力军，而把赵葵率领的主力军淮西兵置之度外。他派徐敏子等提兵一万三千人，先行西进；又命杨谊率庐州强弩军一万五千人作为后应，两军只各给五日粮。
敏子率军抵洛，洛阳无兵把守，只有居民三百余家，敏子轻而易举占领了洛阳。洛阳到手，理宗下诏“以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关陕制置使知河南西京留守”。
入洛后，入城之师吃完了原配发的五日粮，就没米下锅了，只好挖蒿草充饥。此时，屋漏又遇雨，汴水堤坝决口，大水泛滥，道路中断，宋军送粮受阻。得知这一情况，蒙古国王塔斯急命元军火速南下。
杨谊率强弩军行至洛阳东三十里，刚散开坐下来准备煮饭、吃饭，一声胡哨，忽见蹙盖突现，元军前锋刘享安率一彪军突然杀到，宋军毫无准备，乱作一团。
杨谊见势不妙，仓促逃跑，部众随溃。元军乘胜追击，追至洛水，蹙溺宋军无数。消息传至洛阳，城内官兵闻讯，士气大落。元军抵洛，敏子出城迎战，不分胜负。虽不分胜负，可宋军因没饭吃，徐敏子无计可施，被迫退兵。
全子才、赵葵在汴京，屡催史嵩之解粮，始终不至。元军逼近汴京，决黄河寸金堤之水淹城。面对洪水淹城，为保护士兵的生命，全子才索性丢弃前功引军南还。
南还时，刘子澄参谋失算，赵葵指挥不力，宋军大败
兵败后，赵范无颜面君。为推卸责任，他上表劾全子才轻遣偏师，用兵不当。刘子澄参谋失算，赵葵指挥不力，招致后军覆没。
理宗遂下诏:“赵葵降官一级，处置河南东京营田边备；全子才降官一级，处置唐州、邓州、息州营田边备；徐敏子撤职罢官；杨谊降官四级，勒令停职，军中效力，以观后效；史嵩之亦上疏求去，准令免职。”
其他责任人也都受到了惩处。
端平二年，全子才居守唐州，元军将领温不花率军侵犯。大敌当前，全子才弃军夜遁。时任军器监的刘子澄当晚也丢弃锱重夜遁。幸赵范往援，击退元军。
而《宋书?赵葵传》也从侧面描述了这个情况：
赵葵，字南仲。绍定六年十一月，诏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入对，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阵又能率先士卒，捐身报国，此尤儒臣之所难，朕甚嘉之。”葵顿首谢曰：“臣不佞，忠孝之义，尝奉教于君子，世受国恩，当捐躯以报陛下。”
端平元年，朝议收复三京，葵上疏请出战，乃授权兵部尚书等。时盛暑行师，汴堤破决，水潦泛溢，粮运不继，所复州郡，皆空城，无兵食可因。未几，北兵南下，渡河，发水闸，兵多溺死，遂溃而归。赵范上表劾葵，诏与全子才各降一秩。
嘉熙元年，以宝章阁学士知扬州。二年，以应援安丰捷，奏拜刑部尚书，复兼本路屯田使。葵前后留扬八年，垦田治兵，边备益饬。
淳三年，葬其母，乞追服终制，不允。葵上疏曰：“移忠为孝，臣子之通谊；教孝求忠，君父之至仁。忠孝一原，并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往岁叨当事任，服在戎行，冒万死而不顾，捐躯戡难，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臣昨于草土，被命起家，勉从权制，先国家之急而后亲丧也。今释位去官，已追服居庐，乞从彝制。”又不许。再上疏曰：“臣昔者奉诏讨逆适丁家难闵然哀疚之中命以驱驰之事移孝为忠所不敢辞是臣尝先国家之急而效臣子之义矣亲恩未报，浸逾一纪，食稻衣锦，俯仰增愧。且臣业已追衰麻之制，伸苫块之哀，负土成坟，倚庐待尽，丧事有进而无退，固不应数月而除也。”乃命提举洞霄宫，不拜。
景定元年，授两淮宣抚使、判扬州，进封鲁国公。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师、武安军节度使，进封冀国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陨如箕。赠太傅，谥忠靖。
而有点意思的是，《宋书?赵葵传》当中弹劾赵葵的人就是他的兄长赵范。
只不过赵范的弹劾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赵葵的一种手段，因为赵范本身并没有参与到端平入洛当中。
赵范的战功与事迹更多是与金国交战所取得的：
范字武仲，少从父军中。嘉定十三年，尝与弟葵歼金人于高头。十四年，出师唐、邓，范与葵监军。孟宗政时知枣阳，惮于供亿，使人问曰：“金人在蕲、黄，而君攻唐、邓，何也？”范曰：“不然，彻襄阳之备以救蕲、黄，则唐、邓必将蹑吾后。且蕲、黄之寇正锐，曷若先捣唐、邓以示有余，唐、邓应我之不暇，则吾圉不守而自固，寇在蕲、黄师日以老，然后回师蹙之，可胜敌而无后患。”又败金人于久长，与弟葵俱授制置安抚司内机，事具《葵传》。
十五年，丁父忧，起复直秘阁、通判扬州。十六年，为军器监丞，以直秘阁知光州。十七年，入为知大宗正丞、刑部侍郎、试将作监兼权知镇江府。进直徽猷阁、知扬州、淮东安抚副使。刘全、王文信二军老幼留扬州，范欲修军政，惧其徒漏泄兵机，乃时馈劳。二家既大喜，范即遗徐稷书，令教二人挈家归楚，二人从之，范厚赍以遣。有孙海者，其众亦八百。范并请抽还楚州，又请创马军三千，招游手之强壮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别籍民为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阅。官免建砦而私不废农。
彭义斌使统领张士显见范，请合谋讨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赵善湘曰：“以义斌蹙全，如山压卵；然必请而后讨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则权纲解纽矣。万一义斌无朝命而成大勋，是又唐藩镇之事，非计之得也。莫若移扬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总管兵各留半以备金人，余皆起发，择一能将统之，命葵摘淮西精锐万人与会于楚州，出许浦海道，五十艘入淮，以断贼归路，密约义斌自北攻之，事无不济。四总管权位相侔，刘虽能得其欢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须令亲履行阵，指踪四人，不可止坐筹帷幄也。”不报。
范又曰：“国家讨贼则自此中兴，否则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张皇，则范乃提刑，职在捕盗，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盐贼，范当调时青、张惠两军之半，及其船数百，径薄楚城，以遏贼路，调夏全、范成进之半，据涟、海而守之，又移扬州之戍以戍盱眙。然得亲提精锐雄胜、强勇等就时青于城外，示贼以形势，谕贼以祸福，贼必自降。若犹拒守，则南北军民杂处，必有内应者矣。别约义斌攻之于北，山阳下则进驻涟、海以应之，抚归附家属以离其党，不出半月，此贼必亡。若是，则不调许浦水军，但得赵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惮费，则全有豫买军需钱二十万在真州，且涟、楚积聚，多自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