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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阴经》不能算是一本单纯的兵书，而严格来说，部分内容与兵家之间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经曰：贤人之生於世，无籍地，无贵宗，无奇状，无智勇；或贤或愚，乍醉乍醒，不可以事迹求，不可以人物得。其得之者，在明君之心，道合而志同，信符而言顺，如覆水於地，先流其湿；如燎火於原，先就其燥。故伊尹有莘之耕夫、夏癸之酒保，汤得之於鼎饪之间，升而放桀。太公朝歌之鼓刀、棘津之卖浆，周得之於垂纶之下，杀纣而立武庚。伍员被发徒跣、挟弓矢乞食於吴，阖闾向风而高其义，下阶迎之，三日与语，无复疑者。范蠡生於五户之墟，为童时，内视若盲、反听若聋，时人谓之至狂；大夫种来观而知其贤，扣门请谒，相与归於地户。管夷吾束缚於鲁，齐桓任之以相。百里奚自鬻於虞，秦穆任之以政。韩信南郑之亡卒，淮阴之怯夫，汉高归之以谋。故曰：”明君之心，如明监，如澄泉。”圆明於中，形物於外，则使贤任能，不失其时。若非心之见，非智之知，因人之视，借人之听，其犹眩耄叟以黼黻聒，聋夫以韶玄黄，宫徵无贯於心，欲求得人，而幸其伯，未之有也。故五帝得其道而兴，三王失其道而废。废兴之道，在人主之心、得贤之用，非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也。
经曰：太古之初，有皇氏，至於容成氏，不令而人自化，不罚而人自齐，不赏而人自劝，不知怒，不知喜，俞然若赤子。庖牺氏、神农氏，教而不诛；轩辕氏、陶唐氏、有虞氏，诛而不怨。盖三皇之政以道，五帝之政以德。夏商衰，汤武废道德、任智谋。……秦任商鞅、李斯之智，而并诸侯；汉任张良、陈平之智而灭项籍；光武任寇恂、冯异之智，而降樊崇；曹公任许攸、曹仁之智，而破袁绍；孙权任周瑜、鲁肃之智，而败魏武；刘备任诸葛亮之智，而王西蜀；晋任杜预、王之智，而平吴；苻坚任王猛之智，而定八表之众；石勒任张宾之智，而生擒王；拓拔任崔浩之智，而保河朔之师；宇文任李穆之智，而挫高欢之锐；梁任王僧辨之智，而戮侯景；隋任高之智，而面缚陈主；太宗任李靖之智，而败颉利可汗。有国家者，未有不任智谋而成王业也。故曰：将军之事，以静正理，以神察微，以智役物。见福於重关之内，虑患於杳冥之外者，将之智谋也。
这两点内容就是其中的代表。但是可以从这内容看出的是，阴阳理论对于“人和”是非常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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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曰：古之善用兵者，必重天下之权，而研诸侯之虑。重权不审，不知轻重强弱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重莫难於周知，揣莫难於悉举，事莫难於必成，此三者，圣人能任之，故兵有百战百胜之术，非善之善者也；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夫太上用计谋，其次用人事，其下用战伐。用计谋者，荧惑敌国之主，阴移谄臣，以事佐之；惑以巫觋，使其尊鬼事神；重其彩色文绣，使贱其菽粟，令空其仓庾；遗之美好，使荧其志；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以竭其财、役其力；易其性，使化改淫俗；奢暴骄恣，贤臣结舌，莫肯匡助，滥赏淫刑，任其喜怒，政令不行，信卜祠鬼，逆忠进谄，请谒公行，而无圣人之政，爱而与官，无功而爵，未劳而赏；喜则赦罪，怒则肆杀；法居而自顺，令出而不行，信蓍龟、卜筮、鬼神、祷祠、谗佞、奇技，乱行於门户，其所谓是者，皆非；非者，皆是。离君臣之际，塞忠谠之路，然後淫之以色，攻之以利，娱之以乐，养之以味。以信为欺，以欺为信，以忠为叛，以叛为忠。忠谏者死，谄佞者赏。令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刑，人不堪命，所谓未战以阴谋倾之，其国已破矣。
以兵从之，其君可虏，其国可隳，其城可拔，其众可溃。故汤用此而桀放，周用此而纣杀，越用此而吴国墟，楚用此而陈蔡举，三家用此而鲁国弱，韩魏用此而东周分。儒生之言皆曰：”兵强大者必胜，小弱者必亡。”是则小国之君无伯王之业，万乘之主无破亡之兆；昔夏广而汤狭，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吴强，所谓不战而胜者，阴倾之术，夜行之道，文武之教。圣人昭然独见，忻然独乐，其在兹乎！
经曰：古者，邻国烽烟相望，鸡犬相闻，而足迹不接於诸侯之境，车轨不结於千里之外，以道存生，以德安形，人乐其居。後世浇风起而淳朴散，权智用而谲诈生，邻国往来用间谍；纵横之事，用括之人矣。
徐守仁义，社稷邱墟。鲁尊儒墨，宗庙泯灭。非达奥知微，不能御敌；不劳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见情伪，不能成名；材智不明，不能用兵；忠实不真，不能知人。是以，鬼谷先生述〈捭阖、〈揣摩、〈飞箝、〈抵之篇，以教苏秦、张仪游说於六国而探诸侯之心，於是术行焉！夫用探心之术者，先以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诗书、经传、子史、谋略、成败浑而杂说，包而罗之，澄其心，静其志，伺人之情，有所爱恶、去就，从欲而攻之，阴虑阳发，此虚言而往，彼实心而来，因其心，察其容，听其声，考其辞。言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既得其心，反射其意，符应不失，契合无二，胶而漆之，无使反覆，如养由之操弓、逢蒙之挟矢，百发无不中正，犹设罘，以罹鱼兔，张其会，磔其腰，胁其虚，必冲纲而挂目，亦奚有孑遗哉！
夫探仁人之心，必以信，勿以财；探勇士之心，必以义，勿以惧；探智士之心，必以忠，勿以欺；探愚人之心，必以蔽，勿以明；探不肖之心，必以惧，勿以常；探好财之心，必以贿，勿以廉。夫与智者言，依於博，智有涯而博无涯，则智不可以测博；与博者言，依於辨，博师古而辨应，今则不可以应辨。与贵者言，依於势，贵位高而势制高，则位不可以禁势。与富者言，依於物，富积财而物可宝，则财不足以易宝。与贫者言，依於利，贫匮乏而利丰赡，则乏不可以丰。与贱者言，依於谦，贱人下而谦降下，则贱不可以语谦。与勇者言，依於敢，勇不惧而敢刚毅，则勇不可以慑刚。与愚者言，依於锐，愚质朴而锐聪明，则朴不可以察聪。此八者，皆本同其道，而末异其表。同其道，人所欲听；异其表，听而不晓。如此，则不测浅、不测深，吾得出无间、入无朕，独往而独来，或纵而或横；如偃枯草，使东而东，使西而西；如引停水决之则流；壅之则止，谋何患乎不从哉！
夫道贵制人、不贵制於人。制人者，握权；制於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故兽之动，必先爪牙；禽之动，必先觜距；螫虫之动，必以毒；介虫之动，必以甲。夫鸟兽虫豸，尚用所长以制物，况其智者乎！夫人好说道德者，必以仁义折之；好言儒墨者，必以纵横御之；好谈法律者，必以权术挫之。必乘其始、合其终、摧其牙、落其角，无使出吾之右。徐以庆吊之言，忧喜其心，使其神不得为心之主。长生、安乐、富贵、尊荣、声色、喜说，庆言也；死亡、忧患、贫贱、苦辱、刑戮、诛罚，吊言也。与贵者谈，言吊则悲；与贱者谈，言庆则悦。将其心，迎其意，或庆或吊，以惑其志，情变於内者，形变於外，常以所见而观其所隐，所谓测隐探心之术也。虽有先王之道，圣智之术而无此者，不足以成伯王之业也。
经曰：夫国有乱军者，士卒怯弱、器械柔钝、政令不一、赏罚不明，不预焉！所谓乱军者，豪家权臣、阍寺嬖昵，为之军吏，权军之势，擅将之威，公政私行，私门公谒。上发谋，下沮议；上申令，下不行。猛如虎、很如狼，强不可制者，皆谓之乱军，各宜诛之。文宣诛少正卯於两观，而鲁国清；田穰苴斩庄贾於表下，而军容肃；魏绦刃杨干而诸侯服；项籍斩宋义，而天下怖。夫诛豪者，益其威；戮强者，增其权。威权生於豪强之身，
而不在於士卒之庸。豪强有兼才者，则驾而御之，教而导之，如畜鸷鸟，如养猛虎，必节其饥渴、翦其爪牙、绊其足、其舌，呼之而随，嗾之而走，牢笼其心使驯。吾之左右豪强无兼才者，则长其恶、积其凶、纵其心、横其志，祸盈於三军，怨结於万人。然後诛之，以壮吾气。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为将帅者，国之师，不诛豪强，何以成三军之威哉！
这些内容主要说是为将甚至是为君之道，其中将军信任麾下官兵，君主信任下属文武，就是其中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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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白阴经》第二卷当中，其内容则是侧重以人为本的军事理论体系。
经曰：兵非道德仁义者，虽伯有天下，君子不取。周德既衰，诸侯自作礼乐，专征伐，始於鲁隐公，齐以技击强，魏以武卒奋，秦以锐士胜。说者以孙、吴为宗，唯荀卿明於王道而非之。谓：齐之技击是亡国之兵，魏之武卒是危国之兵，秦之锐士是干赏蹈利之兵。至於齐桓、晋文之师，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故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敌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当汤武之仁义。故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
黄帝独立於中央而胜四帝，所谓善师者不阵也。汤武征伐，陈师誓众，放桀擒纣，所谓善阵者不战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所谓善战者不败也。楚昭王遭阖闾之祸，国灭出亡，父兄相与奔秦请救，秦人出兵，楚王反国，所谓善败者不亡也。凡兵，所以存亡继绝、救乱除害，故伊、吕之将，子孙有国，与殷周并，下至末代，苟任诈力贪残，孙、吴、韩、白之徒，皆身被诛戮，子孙不传於嗣。盖兵者，凶器；战者，危事。阴谋逆德，好用凶器，非道德、忠信不能以兵定天下之灾、除兆民之害也。
经曰：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春秋左氏传》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军之众，无所用也。是故，晋悼公使魏绦和戎，以正诸华，八年之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羌戎亦归；晋惠公内不侵不叛之臣，於是有崤之师。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掎之。
夫有道之主，能以德服人；有仁之主，能以义和人；有智之主，能以谋胜人；有权之主，能以势制人。见胜易，知胜难。语曰：”先王耀德不观兵，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有衣冠之会，未尝有歃血之盟；有革车之会，未尝有战阵之事。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古先帝王所以举而胜人，成功出於众者，先文德以怀之怀之；不服，饰玉帛以之；之不来，然後命上将练军马、锐甲兵，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所谓叛而必讨，服而必柔。既怀既柔，可以示德。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夫如是，则四夷不足吞，八戎不足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