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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宁之战绝对算得上是一场大胜,胜的是那么酣畅淋漓,让法兰西的官兵们大大的扬眉吐气了一番。
就是嘛,这才应该是殖民地的战争。之前那些和黑旗军交战所经历的失败,其实都是个别无能的将领错误的指挥导致的。中国那些未开化的猴子怎么可能拥有和法兰西共和国的无敌陆军相媲美的战斗力呢!
已经有兴高采烈之徒高呼:“华人在北宁之失败,将使清廷了解自1882年以来所采取之对抗政策已毫无所获”。甚至某些议员更是要求“占领台湾、海南岛或者舟山群岛以为‘地质’”,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补偿金。
库尔贝也提出了“将战火烧到中国东部沿海——至少攻击一下吴淞口,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南洋水师”的作战计划。
作为整个侵越殖民战役的发起人之一,茹费理理所当然的支持库尔贝的意见,包括哪些鼓吹占领部分中国领土的议员,绝大多数也都是共和派的议员。
但是这一次,茹费理的提案却没能得到议会的通过。
和少数共和派议员不同,绝大多数在野党和共和派议员却认为现在应该见好就收,该是迫使中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跟前来的时候了。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根据北圻前线的米乐将军的报告,驻越清军主力尚存,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打击——不管是山西战役还是北宁战役,法军进行的都是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所以,法国方面还是无法对清军的实际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另外,受驻法公使曾纪泽在1883年8月向法国外交官们宣称,他担保在越南境内没有中国军队驻扎的空头支票的蛊惑,法国人想当然的认为他们在越南境内遭遇的全部都是黑旗军而不是大清国正规军。
再加上北宁战役后中国朝廷以超乎寻常的效率撤换了大批前线官员将领,并越发频繁的调兵遣将的动作,更加坚定了法国议会有关中国并未使全力的印象。
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法国政府已经在越南花了大笔的法郎,他们不想再做进一步的投入了。如果能够通过谈判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利益,那么为什么还要花钱打仗呢?
而且打仗是会死人的,而死人不但需要支付巨额的补偿,还会影响到选民的政治倾向。因此,茹费理也觉得反正已经把几乎整个北圻纳入法国的统治范围之内了,不如‘顺应民意’尽快息兵,和中国人谈判,借助谈判让中国人承认法国人的胜利果实。
可是通过什么方式向大清国伸出他的橄榄枝呢?那可得好好合计合计了。
茹费理合计来合计去,想到了一个此时正在中国-日本海支队服役的好友来。
因为中国-日本海支队每年中有相当的时间停泊在天津,所以上到司令利士比少将,下到一般的军官都和在天津的李鸿章以及他的幕僚们熟识。时任中国-日本海支队二等巡洋舰“窝尔达”号上校舰长的福禄诺就是其中之一,恰好他也是茹费里的朋友,那么重新和中国人谈判的重任就很自然的落在了这位上校军官的头上了。
3月末,与李鸿章私交甚好的德籍海关雇员德璀琳从欧洲休假期满返华,赶赴粤海关税务司上任。途径香港时,与正停泊在此的法国海军中国—日本海支队不期而遇。支队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窝尔达”舰舰长福禄诺利用这一机会与德璀琳进行长谈。
法国政府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意见,以福禄诺密函的形式传达了出来。
得到这一重要消息,德璀琳急忙赶往天津告知李鸿章,李鸿章旋即转报总理衙门和光绪皇帝。
这是世铎领军机处以来接手的第一件要务,老王爷不敢怠慢,秉承皇帝的要求,第一时间找到了醇亲王商议,随后,两位王爷联袂进宫面圣。
此时,载恬也在考虑该如何应对法国人伸出来的橄榄枝。
“两位王爷的意思是……”
世铎看了看奕譞,没敢说话,意思是让醇王开这个口。奕譞暗中叹了口气,他何尝不知道礼亲王的能力比之恭亲王差远了,但是皇上想要独揽朝政,就必须要行此雷霆手段,那怕暂时损失一些处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也要先把权利攥在手中才行。而恭亲王不过是挡在小皇帝总揽大权的路上的一块儿绊脚石罢了。
叹气归叹气,皇上动问,总得有人回答。
“回皇上,臣以为,我朝新败,且中枢变动,此时不易再起纷争。倒不如先和法国人接触一下,如果谈不拢,再打不迟!”
醇亲王的话正和小皇帝的心意。
就像奕譞所说。现在中枢刚刚换血,朝局不稳;同时,广西前线的将领们也才调整完毕,就算是熟悉地形、整备工事、激励士卒,也得给人家一点儿时间不是。法国人这个时候想要谈判,正是给了自己一个获得喘息的大好机会。
至于是否就此形成和议,那要看洽谈的结果如何。反正载恬的底线是不割地、不赔款,北圻必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小皇帝和两位王爷商量妥当,于是清政府打蛇随棍上,立刻做出了以和为贵的态度。首先,以李鸿章为钦差大使,与福禄诺详细会谈。随后宣布撤销‘强硬派’代表曾纪泽的驻法公使的职务,由驻德公使李凤苞代理。
之所以同意法国政府的要求撤换曾纪泽,是因为载恬也觉得以清朝目前的国力,一味的强硬并不是好事儿。适当的示弱,才是生存的最好法则。而福禄诺说曾纪泽在法国“屡以用兵相吓”,而且花钱收买英国等国报纸,制造反法舆论,还撰文揭法国伤疤,用普法战争一事大加讥讽法国,有伤法国自尊。
像曾纪泽这样一味的强势,万一激起欧洲国家的一致对清,再来个英、法二次连和,那怕只是激的法国不得不和大清死磕,举国来袭,大清也扛不住啊。
对于清廷的表示出来的‘善意’,法国方面也立刻做出了回应。利士比、福禄诺乘中国—日本海支队舰只在上海与马建忠进行了简单的会晤后,向法国内阁申请获得授权,由福禄诺前往天津负责与李鸿章谈判。
然而,不论是积极准备和谈的法国人、李鸿章,还是欲行缓兵之计的载恬,都忽略了一点——刘永福还没有被真正击垮。
在获悉北宁、太原相继失守后,岑毓英顾不上和刘永福四个月的约定,反复催促刘永福迅速出兵,一方面务必守住宣光,另一方面则伺机收复山西、太原。
“卿儿,岑大人这已经是第三次催促为父了,咱们到底要不要出兵?”
刘少卿也知道父亲面临的压力。现在岑毓英手中扣着黑旗军的一批军饷和弹药,如果不答应出兵,那么岑毓英就会带着这批军饷和弹药,还有自己的一万多滇军独自出发去太原。到时候,黑旗军的困境将更加严重。
北宁惨败后,清廷在越南的兵力几乎丧失殆尽。更加要命的是,大清国在越南的国威一落千丈!不仅顺化小朝廷彻底甘心当法人的附庸,就连地方实力派们也开始纷纷同法军合作。
随着越南人的逐渐向法国靠拢,黑旗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如果不想被一点儿点儿的逼出越南,那么黑旗军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获得几次胜利,重树越南和朝廷的信心!
“打肯定是要打的,不过现在部队整编还没有结束,父亲可以让岑督再等一等,最迟在清明前后,我们就出兵!”
部队整编的意见也是刘少卿提出来的。之前的黑旗军编制非常混乱,虽然都称作是‘营’,但是有黄守忠的一千多人的‘营’,也有李唐三百多人的‘营’。虽然经过第一次扩军将各营的编制基本补了补,但各营之间仍有很大差距。这些差距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在第二次大规模扩军后,经过和几个主要将领商议,黑旗军决定重新调整各营编制。现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整磨合,已经到了最后阶段了。
刘永福听到儿子终于吐口,立刻长出了一口气。其实要按他以前的脾气,黑旗军早就出发了。但是之前的几次战斗都证明了儿子所说的才是对的,刘永福再怎么样,也不会拿自己和弟兄们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当然还是以宝贝儿子的意见为主。
临出门,刘永福想起一件事儿,回头又问道:“卿儿,可是这朝廷答应我们的洋炮和教官还没有到,这要是和法国人再碰上……”
刘少卿笑了笑,“无妨。这么长时间朝廷也没有找到能够教授炮术的教官,那估计是真的不好找。咱们现在在越南和法国人开战,全欧洲都知道,能在这个时间跑来越南的,恐怕是少之又少。不过孩儿利用之前缴获的速射炮和机关炮,已经摸索出来一点儿门道,如果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大仗,应该也勉强够用了。”
刘永福知道儿子之前抽调了三百精兵,日夜操演炮术,现在知道有了结果,自然高兴的很。“那就好,那我这就去回复岑督了!”
不过岑毓英没能亲眼看到黑旗军出兵。因为北宁惨被,唐炯被拿下问罪,作为云贵总督,他必须要返回昆明坐镇主持大局。临行前,他将留在越南的滇军分成了两部分,其中大部分交由参将丁槐统领,另外两千余人则交给刘永福。
4月6日,黑旗军回到了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