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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马弘文对王元鹅的“自杀”持有较深的怀疑态度。
在他看来,一个人要自杀,就和要去杀别人一样,必须得有充足的“作案动机”。尸检报告只能作一参考,是重要证据,但并不能真正为王元鹅的死定性。
尸检报告是根据现场环境和王元鹅的尸体特征得出的结论。在马弘文眼里,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人为布置,最终让警方“鉴定得出”这一结论。线索和尸体是会“说话”的,但在高明的“犯罪大师”的有意布置下,有时候也会“说假话”。
在尸检报告的基础上,如果同时还能找出“自杀动机”,那么王元鹅的死才能真正被定性。
因此,尸检报告出来前后,马弘文一直在就王元鹅的社会关系进行紧锣密鼓的调查,试图找出他的“自杀动机”,或者说是在调查了解他有无“被杀”的事端或可能性。
经深入调查,王元鹅服用的三唑仑超出医院配给分量的部分,系他本人通过张培从黑市上购买。张培就是电视台派出居中联络、照顾王元鹅的人。
张培是王元鹅上吊前接触最多的人,也是最后一个和王元鹅有联系的人,更是现场的第一发现人。王元鹅如果是他杀,张培毫无疑问就是首要嫌疑人,更是着重调查的首要对象。
从保存的影像档案来看,张培瘦巴巴的,王元鹅的死让他深受打击,显得精神萎靡,脸色苍白,看起来就像个吸食毒品的“粉子鬼”。
“为什么要帮王元鹅从药贩子手里购买三唑仑?”马弘文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张培,在得知王元鹅是通过他非法购买的三唑仑后,开门见山地问出了第一个疑问。
张培一直怀疑对面坐着的那名矮矮胖胖的警察在闭着眼睛打瞌睡,直到对方开口发问,才确定那人应该是睁着眼的。
王元鹅死后,这并不是张培第一次被警方问话。但之前找他问话的并不是马弘文,而是其他人,问的问题也基本集中在王元鹅死的当天夜里他在哪里、在做什么、有无不在场的人证物证等。张培都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经核实后基本被排除了嫌疑。
但王元鹅通过张培购买了三唑仑这一事实被警方挖掘出来之后,他又重新成了被怀疑的重点对象。
高明的谋杀案作案人,作案时不一定非得在案发现场。
比如投毒谋杀,作案人只要掌握被害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规律,完全可以事先将毒药溶入被害人饮用的食物、水源中。
再比如,一些“教唆自杀”案中,作案人利用被害人受挫、情绪悲观等特有条件,通过对其进行pua或洗脑等方式,灌输“自杀就是解脱”“死了就一了百了”等消极思想,最终教唆推动受害人“自杀”。
毫无疑问,张培对王元鹅的个人情况、情绪状况都掌握得比较清楚,同王元鹅的联系和接触的时间较长,并且极为密切,完全具备“教唆他人自杀”进而“帮助自杀”的犯罪条件。
如果王元鹅的死是“他杀”,并且张培就是“真凶”,那么毫无疑问,张培就是一名高明的“犯罪大师“。
同时,由于对张培在这方面的怀疑缺乏实质性的证据,只能从他的口供中谋求突破。
基于这样的考虑和认识,当时初任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的马弘文决定亲自会一会张培。
在重新传唤张培后,马弘文有意将他单独晾在审讯室里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才珊珊出现。
将嫌疑人晾在审讯室不闻不问,结合室内压抑的空间,让嫌疑人摸不准警方的态度,从而产生忐忑焦虑的情绪。这是对付嫌疑人的常用审讯技巧。
马弘文出现后一言不发地坐了许久,才开始问话。他的一对眼睛实在太小,这就导致出现了先前的那一幕,让张培怀疑眼前的马弘文在审讯时,是不是睡着了。
面对马弘文的质问,张培打起精神,说:“他说医院开的太少了,不够吃。”
“三唑仑是处方药,一旦过量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医院向王元鹅解释过,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医院才会定量开具。我们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医院也向你叮嘱过。所以,我问的是,你明知道三唑仑过量会产生哪些危害,却为什么还要帮他非法购买?”马弘文继续逼问。
张培咽了口口水,看起来有些紧张,答非所问地说道:“你们当时在王元鹅家里就做过搜查,他家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也没有与人搏斗的痕迹,为什么现在还要怀疑我?”
“假如王元鹅为他杀,在他服用大量三唑仑后,再将他挂在绳子上,制造‘上吊’的假象,事后再将现场有外人出入的痕迹抹除。只要是熟人作案,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是和他很熟的人。”
马弘文并未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怀疑,而是摆出一副十分认真的嘴脸,在信口胡扯。
他嘴里说的这个怀疑并非毫无可能,但张培在当天夜里有确切的不在场的证据。换言之,就算是熟人作案,但张培的不在场的证据足以让他在这一作案可能性上被排除嫌疑。
马弘文之所以这样说,是想看看眼前的张培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是不是还保持着冷静和清晰的逻辑分析、判断能力。
“而且,我刚才也说过,你在明知三唑仑过量服用会产生哪些副作用的前提下,仍然为他非法购买。这再次说明你作为王元鹅的熟人,具备很大的作案嫌疑。”马弘文半真半假的补充道。
“我杀了他……能有什么好处。我就是担心他跑出医院,过多的抛头露面,会被人……被人发现,他没有感染hiv病毒的事也会被人挖出来。所以,才会答应想办法,多搞些三唑仑给他。”
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的情况,马弘文已经通过调查掌握得一清二楚。
在弄清王元鹅这个“抗艾斗士”是个西贝货后,警方才摸清王元鹅服用过量的三唑仑的来源,这才有了马弘文亲自对张培的这次问话。
张培此时的表现让马弘文颇为满意。他不但说话开始结巴,而且没有强调自己当天夜里有不在场证据这一关键点,却被牵着鼻子走,围绕着为什么要给王元鹅非法购买三唑仑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一番自作聪明的辩解。
这说明张培已经失去了冷静和准确的判断力。
但张培至始至终都在回避马弘文的核心疑问,即:明知三唑仑过量服用会产生毒品的效用,却为什么还要给王元鹅非法购买。
这让马弘文不敢掉以轻心。敏感多疑的马弘文,又开始怀疑眼前的张培是在扮猪吃老虎。
狡猾的马弘文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你们闹了个大乌龙,亲手炮制了一个无中生有的‘抗艾斗士’。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你们突然发现,已经没法出面纠正这个错误。”
“但是王元鹅如果突然死了就不一样。你们同所有社会组织、民营企业敲定的举办各种活动的计划,由于他的突然死亡而导致的终止,你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经济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
“至于被你们包装出来的象征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的王元鹅,最终却以自杀收场,这么讽刺的结局,当然会迎来社会大众的诟病。”
“但这种诟病同钱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再说,你们明知王元鹅并不是艾滋病患者,却仍旧以此为噱头,在骗取社会同情和收视率。这一令人恶心的行为,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早晚会东窗事发。届时,你们面临的尴尬境地比眼前这所谓的诟病要严重得多。这一点,你们心知肚明。”
“在发现王元鹅并未感染hiv病毒时,如果及时终止错误,或许一切都还来得及。但是,你们怂了,你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自己犯下的错误,更担心经济利益受损。所以,你们选择了让这个错误继续发展下去。”
“直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你们突然意识到王元鹅如果突然死了,应该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办法。”
“但王元鹅肯定不能被谋杀。相较于被谋杀而产生的轩然大波,王元鹅‘自杀’虽然会有一定的负面效果,却是终止目前这一死局的最佳办法,也是你们最理想、最想要的结果。”
话锋一转,马弘文言辞严厉地继续说道:“我听说,你们要王元鹅每天背诵各种乱七八糟的演讲稿,还不准他下床活动,搞得他痛不欲生,每夜失眠。也是因为这样,医院才会给他开具三唑仑助眠。”
“我在想,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折腾王元鹅,真像你们说的那样,是为了让他在各种讲话中显得更接地气?还是说,你们是有意为之,故意给他制造这种身体上、脑力上的压力?”
“明明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却要扮演所谓的‘抗艾斗士’。我认为,这一点不仅让你们感到越来越没法收场,肯定也让王元鹅寝食难安,这也应该是让他真正痛不欲生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