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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内战爆发的当天,刘善本驾机投奔延安。也正是在这一天,他被任命为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的机长。
1950年1月3日,李纯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一架AT-6型教练机飞往大陆,降落在福建省漳浦县赤湖乡的海滩上,起义成功。6天后,他的军校同学黄永华从台南机场驾驶一架A-6型教练机飞抵潮安上空。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军第五届“克难英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台北空军总司令部第二情报署的中尉情报参谋、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七中队的保防军官何伟钦驾驶一架F-47型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县的一块田野上迫降,起义成功。
1956年1月7日,台北飞行社飞行员韦大卫、业务员梁枫和事务员翟笑梧,驾驶蒋纬国的旅行游览专机A-170A型飞机起义成功,引起台湾当局极大恐慌,蒋介石更是大为震惊。
韦大卫出生在广西桂林,家里三个叔叔当飞行员,抗战时,两个叔叔英勇战死火线。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堂哥韦纯束,堂哥经常给他讲做人的道理。堂哥在解放初期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大卫才知道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党员。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督察室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一架F-5F双座喷气式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前往大陆。
当时,在飞机上还有同机的许秋麟。在许秋麟明确表示不愿回大陆时,飞机已经飞临福州机场。黄植诚又飞回台湾东引岛上空,让许秋麟跳伞。目睹他安全降落后,才返回福州机场安全降落,起义成功。
黄植诚出身国民党“空军世家”,他的父亲生前是国民党空军,母亲被国民党空军选为“模范母亲”,二哥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姐夫是国民党中校。黄植诚是国民党空校优秀生,飞过5种型号的飞机,飞行时间2100多小时,26岁就被提升为少校。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航一大队观测中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BA型飞机从台湾花莲机场起飞,降落在福建宁德县三都岛沙滩,实现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愿望。这是国民党空军最后一名驾机起义者。
1986年5月3日,前U-2飞行员、战斗英雄、飞行王牌王锡爵驾747货机投奔大陆。王锡爵是5个飞完10趟任务的机员之一,飞完10趟就可以荣退,从优安排工作,转入中华航空公司任民用飞机驾驶员。
他第一次飞波音707越洋航线,从台湾经关岛再到夏威夷。当时,前一段台湾飞关岛是一名老教官飞航,第二段关岛飞夏威夷则由他飞。结果,当飞机快要飞到夏威夷上空的时候,他按规定飞待命航线,却发现找不到夏威夷。这时,天色已经变黑,寻找了很久,眼看飞机上燃油都快耗尽,驾驶舱里的机师都很焦急,已做好海上迫降的最坏打算,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凭过去飞U2累积的经验找方位,最后总算找到了,平安降落夏威夷。
事后经过调查,王锡爵并没有飞错,是美国相关单位提供的航行计画弄错了,美国相关单位还打电话向他致歉。没想到,回到台北开检讨会时,华航航务处主管不但没有奖励他处置得宜,救了全机一百多人性命,还怕得罪美国民航单位,反而处分他,将他从正机师降为副机师为期半年,让他愤恨难平,决心“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宣布停止执行1962年的两个〈通告〉》的消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福建部队发言人今天在此间宣布,从即日起停止执行1962年颁布的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这位发言人说,在1962年台湾海峡两岸处于严重军事对峙状态下,我福建前线司令部、政治部颁布了对驾机、驾艇起义的国民党官兵给予奖励的两个《通告》,即:对驾驶飞机起义的台湾空军人员和驾艇起义的台湾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及联络办法。最近几年,我方主动停止对金、马诸岛的炮击,停止向台湾海漂、空飘宣传品,促进了台湾海峡局势日趋缓和。现在,我们正式宣布停止执行上述两个《通告》,以期两岸关系出现更为祥和的气氛。”
这条消息的发表,结束了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历史。
而相比之下,大陆叛逃飞行员大多是些落拓不得志或者性格扭曲之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