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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一敬了张子健一杯酒后说起来对俄国的了解。
“原先根本没有出过国，对俄国一点不清楚，闹出许多笑话。”
“比如对于数字来说，中国人和俄国人爱好不一样，中国喜欢偶数，俄国喜欢奇数，中国人对“六”和“八”有好感，而俄国喜欢“七”。”
又谈到现在解体后的情况，颇有感触地说道：
“刚到俄国，非常羡慕他们的生活待遇，俄国人医疗、住房、教育国家福利特别好，工资收入也很高。”
“不过就是日常生活物资特别缺乏，买什么都得排大队，还买不到。”
“我们从国内买来生活用品后倒腾到这里，摆摊出售，老挣钱了。”
“尤其是羽绒服和皮夹克，还有日常生活用品等，来多少卖多少。”
“开始社会秩序还好，但是自从俄国解体私有化以来大半年，情况发生很大变化。”
“政府不管事，чёрнаябанда来收大笔保护费，找警察没有用，是一伙的。”
“这里中国商贩在孔大哥领导下，没有办法只能是抱团对抗，打了好几次架，最后双方谈判，各退一步，中国商贩上交一定数量管理费给市场，实际上就是给чёрнаябанда，大家才基本上相安无事。”
“在国内根本不敢想象俄国чёрнаябанда这么多和嚣张，远东чёрнаябанда算是数量少和文明的，听说靠近欧洲莫斯科чёрнаябанда都是有组织的，有许多人和武器，什么违法的事都做，抢劫绑票，走私贩毒，买卖人口，争夺地盘，大街上就敢明目张胆开枪杀人，政府和警察毫无办法，听说有许多前克柯勃特工和军人加入了чёрнаябанда，更是无法无天，气焰嚣张无人敢惹。”
“最苦的就是俄国底层老百姓，尤其是退休和失业的，还有生病的，甚至有些人都无家可归流落街头，好几次见到过冬天街头冻饿而死的老人。”
“许多地方原先的社会福利制度名存实亡，因为国家没有钱来维持这个大窟窿。”
“伊尔库茨克退休的人原先每月退休金有一百多卢布，当时大约值一千多人民币，现在相当于一元人民币，即使退休金上涨一些，也完全跟不上卢布贬值速度。
“他们只能是节衣缩食，出来找零活，捡破烂，领救济，维持最基本生存。”
刘天一又聊起了他的房东，名字叫彼得，不到六十岁，刚刚退休，因为有两套房子，出租给中国商贩一套收租金，所以生活还过得去，不用出来捡破烂。
彼得是一个开朗和爱聊天的老头，会说简单中国话，是伊尔库茨克钢厂退休工人，年轻时候去过中国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国很有好感。
他喜欢与刘天一聊天，什么都说，包括有一个好朋友叫安德烈，是伊尔库茨克钢厂工程师，知识分子，有部分中国血统，年龄不到五十，工厂停产一年多，待在家里领社会救济，可是物价飞涨，卢布贬值，社会福利减少到根本不足以维持全家基本生活，只好出来打零工，生活的很是艰难。
因为俄国人与欧美人一样性格不知道攒钱，基本上挣多少花多少，所以当国家社会福利一完蛋，马上老百姓生活就陷于困顿。
前几年生活还好的时候两个人常常在假期到河边去钓鱼。
安德烈两口子有一个大女儿读大学三年级，小儿子读小学。
大女儿叫冬妮娅，上大学平时较少回家。
刘天一只见过几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也是个孝顺姑娘。
他顺道讲起了冬妮娅的事情。
前几天安德烈突然腹痛难忍，到医院一检查是阑尾炎穿孔造成腹膜炎，必须及时做手术，可是俄国社会福利的公立医院基本上名存实亡，国家下拨经费没有，医生没剩几个，药物和器械都没有，无法进行手术治疗。
也不能等死呀，家人无奈只好将安德烈送到昂贵的私人医院手术治疗，家里没有现钱，私人医院是不会进行手术治疗的，而家里也没有值钱东西来变卖。
只有十九岁的冬妮娅知道这个情况后从学校跑回了家。
她听说现在俄国开放了，西方很多时髦风气进入俄国，听说有一些俄国姑娘通过劳务中介公司到莫斯科或者欧洲大城市打工，工资非常高，报纸上也有大幅广告宣传此事，于是她瞒着家人，自己偷偷跑到市里一家娱乐中介公司去应聘。
这件事被老彼得发现了及时制止，将她从那个中介公司里带回来，彼得年纪大有社会阅历，那个中介公司老板叫雅科夫，原来就是市里有名坏蛋和恶棍，俄国变革社会动荡，那些чёрнаябанда的人如鱼得水，他们所干事情没有一件事是好事。
后来还是彼得拿出自己全部积蓄，才让安德烈手术顺利进行，现在他还在医院里没有出院。
张子健听到这里，想起前世在国内外媒体上所看到有关东欧和俄国社会动乱时期女孩子命运的报道，有一些担心。